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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遗韵,,唐宋风流 打开文本图片集 宋书尚意。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人书法追求文人、文学和书法的结合，是以文章、才学为根基的个体心性的自然流露，将心灵、性情、文化素养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传达其胸中郁结与率性真情，“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而达人书合一。苏轼凭借自己杰出的天分、丰厚的学养和豪放的胸襟，“兼众妙”而“不失度”，遗貌取神，化古生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评草书》）开启了宋人“尚意”书法的新风。“尚意”书风的倡导中，与“意”相对的是“法”，唐代书法是“尚法”的代表。北宋“尚意”书风的开展与唐代“尚法”书风有着书法发展规律的内在关系，也和唐代末年动荡的社会环境有外在关系。苏轼的书法取法远追魏晋，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中汲取营养，其结体取势与钟繇楷书十分相近，内撅与外拓的笔法直接继承“二王”传统。其书法早年以“二王”父子为根基，直追晋人风韵，颇得妩媚风姿；中年以后学习颜鲁公，笔画渐趋粗壮，一洗姿媚而入豪放之格；晚年则倾心于李北海，脱去丰腴圆厚之迹，师法自然，极具天真烂漫的风姿。 以胸襟、气度、学养成就的苏轼书法，变古创新，席卷元明清三代，在中国书法史上特立独行，堪为典范。苏轼的行书，除《黄州寒食诗帖》之外，大多平静秀美。其行书之笔法，顺笔中多有顿折，从而达到流畅中有起伏，秀美中透出坚忍之气。曾经明项元汴、清安岐、清内府递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人来得书帖》和《新岁展庆帖》挥洒自如，姿态横生，率意而成。整体审视，字与字之间少有笔画牵连，但通篇气息畅通，势与意联，自然而巧妙；其笔力雄健，骨劲肉丰，充分展示了苏轼碑帖杂糅的简札书法风格。 其中，《人来得书帖》全帖纵29.5厘米，横45.1厘米，正文16行，共192字。是在季常之兄伯诚死后，苏轼写给季常的慰问信，故有“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之句。款署“轼再拜”，但未署发信年月。伯诚死年月，无从考查，但从书法风格上看与《新岁展庆帖》相隔不久。其文曰：“轼启：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爱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不一一。轼再拜。另纸行书：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帖上钤有“吴土谔”、“御府宝绘、“仪周赏”等印。 《新岁展庆帖》全帖纵30.2厘米，横48.8厘米，正文14行，共247字。徐邦达所著《古书画过眼要录》中，对此帖有详细考证。《墨缘汇观》、《大观录》亦皆有著录。其释文曰：“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枋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此字旁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蹔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又另纸行书曰：“子由亦曾言（此字旁注），方子明者，他亦不甚怪也。得非柳中舍已到家言之乎，未及奉慰疏，且告伸意，伸意。柳丈昨得书，人还即奉谢次。知壁画已坏了，不须怏怅。但顿着润笔新屋下，不愁无好画也。” 陈季常名慥，父希亮，字公弼。公弼知凤翔，东坡始筮签书判官，相从二年。东坡贬黄州，陈季常独與友善。时陈正居黄州之北的岐亭。苏轼在黄州时与陈慥书信往来频繁，在与他人之信中亦常提及陈慥，苏轼写给陈慥的十六封书札，“俱在黄州时作”，可知二人交情深厚。公择，即李常，亦东坡好友。李常在元丰中卜“落校理，通判滑州。岁余复职知鄂州（今武昌）”。时东坡“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到此”，因此去信陈季常，相约公择亦以此时来已，于是便有此帖。《东坡集》卷五十《岐亭五首序》中记载了苏轼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五月，贬谪黄州时与陈慥相见之事。《新岁展庆帖》中所记时间（上元）与《岐亭五首序》中所载“明年复往见之”相合，而宋傅藻《东坡记年表》中记载，东坡于“元丰四年辛酉在黄州，正月二十日往岐亭”。苏轼时年44岁，故《新岁展庆帖》应作于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春季。 《人来得书帖》和《新岁展庆帖》皆为苏轼写给陈慥（季常）的书札。由于两帖创作时间相距不远，又均系纸本，行书，书法风格极为近似，故历代书法鉴藏家常将两帖相提并论。于是，故宫博物院于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