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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笔草纸指托书 藏文书法，有真、行、草三体。真书用于镌刻，行书用于公文及其他较庄重之手书文字，草书用于普通记录及信札。若以汉字例之，真书如汉文宋字，行书如汉文楷字，草书如汉文行书字也。外有一种美术字体，似尼泊尔文，限于绘画中用之。兹举嗡嘛呢叭咪哞六字真行草三体及美术字以见一斑。〔真书分字以点，行书分字以直画，草书分字以曲画。〕 番人甚重书法。名人高僧，皆以不善作书为耻。临池工作， 常耗学时之半。 竹笔与墨海 番作书，不用几案，但席地坐，左手持纸，以指托之，右手执笔，就指托处书写，自右蟹行，节节移动。或捺纸于两膝之羊皮袄而书之，均若甚便。 其笔用竹签削成，形如薄筷，尖端似方头钢笔尖，凡能书之番皆能削之。尖头用窳，再向上削，竹签一枚，可削成新笔十余次，可谓经济。然自打箭炉以西，直抵西藏，北至青海、内蒙古，即凡藏文流行之地，皆无竹；削笔材料，须远自内地与印度、缅甸、尼泊尔、布丹（即不丹）等处输入。番人获一竹片，珍如拱璧矣。盛绳祖《藏卫识略》云：“西藏不产竹，其识字头人番民，所用竹签，倍极珍惜。有自内地携竹箭至藏者，辄不惜多方购致之。”或问竹书之文，何以创于无竹之地？曰：竹书为印度古制，藏文书法仿于印度，故亦采用竹笔也。 竹笔写字，与钢笔同，并无不便；惟吸墨太少，手法拙者，未完一字而墨已罄。故书藏文者，例有一墨海，时时入笔蘸墨。 其墨海完全系内地制法。此亦西藏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关之处。 番纸与汉纸 唐时，中原造纸法输入吐蕃。惟蕃地无竹，无稻。无滥布鱼网，无制纸原料，故制纸工业竟未发达。近世西康书写藏文所用之纸，概自稻城县境输入，系一种构皮所制，厚如铜钱，恰似内地构皮纸十张粘合而成。其制时提取纤维不纯，杂有十分之六以上之非纤维组织在内，故质甚硬，只适于书写藏文。 现时凡有汉人居住地方，皆有汉纸，概自四川之夹江输入。 红纸用为对联，白纸用写公文，消费最大。亦有信笺花纸之属，与裱成之对联。初只汉人用之；以汉纸薄，虑不胜竹笔，故番人不用也。嗣有汉官所发藏文公文，试以汉纸书之，汉纸绵韧，并不破裂，且质色较番纸精洁，于是渐为番民嗜用。现康定境内，番纸已不甚通行。 由康藏文具，亦可见吐蕃文化与中原及印度之关系。笔仿印度，字形之制作仿印度故也。纸墨仿中原，字形未改革前，原遵中华法也。 藏文字典 西藏无字典，学者求知，专凭记忆。彼系拼音文字，而语文又差能一致，故无字典，亦无碍于学问也。惟外人治其文字，因无字书，倍极烦苦。中央治理西藏几百年，从无一人研究藏文，更无一人编纂字典，深可叹矣。赵尔丰经营川边，延四川文士井研吴树猷等，于巴塘开学务局，编有《汉藏合璧》一种，上列汉字，下注藏文，红墨印刷成书，即最初之汉藏字典也。惟其时主学务局者，皆不通藏文与番语，但将汉字编韵排列，倩通事 解释其义，令通藏文者注之。其文曰：“天地人物，你我来去， 日月星辰，两云光明，吹打……”云云。叙字方法，杂乱无章， 不惟番人无法应用，即汉人亦不便检查。且如“光明”等字，竟缺藏文未注。赵氏败后，其书即废。 于时英人达斯已著有《藏文字典》，用藏文字母编次藏字，而以英文注之。又有查理贝尔者，当英军未入西藏以前即来西藏南方之大吉岭、喀林邦等处，研究西藏语文习俗，凡三年之久〔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九 年(1900一1903)〕，亦著有英藏字典，其后受印度政府委任，数度入藏，先后与班禅、达赖接洽，均极受优礼，以其熟习西藏语文情俗故也。英人之经营西藏，实耐渠为主要线索。与藏人接触即频，藏文程度愈高，复于民国7年(1918)四月，请假一载， 退居大吉岭订正所著《藏文字典》，为第二版，并所著《西藏文法》一书，寄付伦敦印行。此书收字甚备，考订甚博，诠注甚精，虽西藏硕学高僧，不能及也。近世英人之入藏者，深有赖于此书。我国人士对此，为愧何如。若能购而译之，亦补过之道也。 民国17年(1928)，西康政务委员会成立，秘书杜象谷，曾嘱仲译汪杰，将藏文名动各词，写于番纸册上，以汉文注之，意欲编为字典；已积两厚册，尚未编次，适署康定县，遂弃其功， 亦可惜哉! 藏文信札款式 藏文信札及呈文，例取长方形纸横书之。左方与上方留地颇宽。首行书具札者姓名。次行留空。三行写受札者名称，其下接写札文；但有第三行只能写正文一二字，不能更多，故受札人名称，常书第三行之后方。札文即竟，复接续写某某敬呈敬上及月日等字样；不另行，亦不空字。印章盖于月日字上。此种款式， 与中原魏晋隋唐时之信札款式相同，亦足证西藏文明为吾华之所诞育也。 写成，将纸摺叠为一函，即以上方空纸包于外方，以火漆胶固，加盖铁章，以防盗拆。或不加火漆，仅书字以代之，或于摺纸外加信封纸一幅。殊无定式，惟信内必须封一哈达，不能用空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