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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公亦私的皇家书法鉴藏 打开文本图片集 真伪并不是衡量一件艺术品的绝对标准。 自大业七年始，天下乱势已不可遏。隋末各支起义军中，李渊力据关中，进取长安，后消灭各地群雄。开启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黄金时期——唐代。随着李唐政权的不断稳固和发展，君臣戮力望治，遂致四海爻安、百谷丰稔之治世。有唐一代，确切说是在安史乱之前，国力强盛，政府的行政权能有了很大的进步，科举制度的推行让政府以一种极开放的姿态包容各阶层，“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政治权解放，民间因按年考试之刺激，而文艺、学术普遍发展。”中国古代书法鉴藏与交易的第一个高潮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自高祖始，李唐帝王大多保持了雅好书法的传统，其中亦不乏太宗、玄宗之辈耽精书道者。故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唐代内府法书名迹收藏的规模臻于鼎盛。而且，这样的社会氛围也培养了一批著名的私人藏家，如锺绍京、张弘靖之辈。鉴藏理论较之南朝更加走向了深入和拓展，除一般性的记录评准，更多了专门的鉴藏、经营研究论著。这种宏大的局面与整个唐代书法史的盛况是相呼应的。 安史之乱前的鉴藏盛世 唐代开国皇帝李渊在其称帝之前就很注重兴文教，倡人伦。在搜求经籍古迹的过程中，法书名绘是其重点关注的内容，正是其不惜重金的态度，才有了“古书名画，辐凑绛帷”的局面。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政权之后即平乱安邦，在剿灭窦建德、王世充之时，将其此前所获隋炀帝遗留在洛阳内府的书画一并接收，不料惨遭失水，损失殆尽：“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这些残存者加之此前平乱所获便构成了唐内府藏品的基础。此外，还有大臣将家藏之物进奉给皇帝，如萧瑀、许善心、杨素等人。 唐太宗（599-649）御宇之后，深知“以文德绥海内”的道理，广揽贤臣，大兴文事科举，尤其用意于文学、书法。以书史发展的角度言，不论是出于文治需要，还是个人喜好，唐太宗将王羲之塑造成了“尽善尽美”的宗师巨匠，不仅左右了初唐书法的走向，更重要的是树立了一个公认的终极标杆，以致王羲之“书圣”的意义影响至今。除了身体力行的学习右军法，亲自为王羲之作传之外，他在位期间下大气力诏求天下古贤书迹，尤以王羲之为重，并多次组织进行官方的整理工作，优厚的征求回报使得民间情绪高涨，一时“天下争古书诣阙以献”，内府所藏得到了很大的补充。晋、宋人墨迹之中，非吊丧问疾书迹，皆入内府。《历代名画记》云：“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图书谓之大备，或有进献以获官爵，或有搜访以获锡赉。”尤其是获取《兰亭序》的过程成为千古佳话，为此太宗也给予了萧翼、房玄龄和辩才和尚丰厚的回报。 贞观年间发生的书法鉴藏相关活动是较为密集的。先是“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这应该是阶段性成果，其中包括钟、王、张芝等名家，也包含其他工书者。此外，另有徐浩所云：“太宗大购图书，内库有钟繇、张芝、张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缝，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在韦述《叙书录》中也有相关记载：“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及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内府整理工作大致有两个方向，其一是对所有藏品整理编目；其二是针对王羲之法书墨迹的鉴定编目工作。由于太宗偏好，这一工作往往更为细致，重賞之下，四方妙迹咸至，太宗命内府拿出右军书迹来参校以鉴真伪优劣，使褚遂良、王知敬负责主要的科简工作。《叙书录》和褚遂良所撰《晋右军王羲之书目》明确记载了右军书迹的详细数目，然而，这些统计结果很可能是有误差的。由于唐太宗在处理二王问题的态度偏差过大，使得很多投机者将王献之的手迹裁掉名款充作右军书迹进奉以博取更多的利益，这些手迹即便是都要经行家里手过眼，但以二王之间的渊源论，很难将二者完全辨析清楚。这种滥竽充数的现象在当时并不新奇，李世民所撰《断卖佛像敕》中便提到了当时一般工匠只图利润来私造佛像之事。 唐太宗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在文化建设方面同样是眼光深远。他精心学习王羲之的书法，身体力行的追摹他所树立的典范，并常与近臣有相关的讨论和互动，虞世南（558-638）、褚遂良（596-658）是他研讨书法的主要臣僚，他还经常将书法赏赐给大臣，在他周围逐渐养成了浓厚的文艺氛围。在这样的条件下，唐太宗不失时机地让高手匠人（如冯承素、汤普彻等）高精复制王羲之的精品手迹，然后赏赐近臣。现存冯承素（617-672）摹本《兰亭序》便是当时众多复制品中的上品，可谓下真迹一等。唐何延之《兰亭记》载：“帝命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