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讲稿 (1).docxVIP

一、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第八卷梗概 大家应当一致同意，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为关心的事业。 首先我们必须阐明的一点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重视教育是为了维护政治统治。因此，教育，尤其公民教育及青年教育绝非一家之言，而是由整个城邦及其公民的共同目的所决定的。教育的目的是培育符合政治统治需要的公民，因而，教育应当订有规程并且由城邦办理。 业务应该分为适宜与不适宜自由人操作的两类。 其次，对于教育的性质，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既是维护政治统治，培养合格公民的方式，那么在教育属性即重理智还是道德情操这个问题中，认为教育科目的制定培育，不应该使青少年具有“匠工”习性，因而此类科目应该受到有效的限制。 教育分两类，一类为基础科目，一为有关闲暇的科目（宗旨），应当先将功夫用在他们的习惯方面，然后再及于理性方面。 对于这一段话的理解在于：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当是操持闲暇。闲暇比勤劳更高尚，因而人生所以不怕繁忙，其目的在于获致闲暇。人们在勤劳工作生活的过程中需要憩息，憩息的方式是游嬉。游嬉不同于闲暇，闲暇有其内在的愉悦、快乐与人生的幸福境地。因此在教育科目的安排中，音乐作为一种娱乐游嬉方式，其存在是必须的，要教会青少年如何获致闲暇。因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科目中须有某些课目专以教授和学习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凡有关闲暇的课目都出于自主而切合人生的目的，这就实际上适用于教学的宗旨，至于那些使人从事勤劳的实用课目固然事属必需，而被外物所役使，只可视为遂生达命的手段。 我们不难理解出在亚里士多德的科目观念背后隐藏着是对体力劳动者如匠工、佣人等此类人群的阶级歧视，这意味着，站在亚里士多德教育观念背后的是一种阶级观念，正是这种阶级观念导致了科目性质的区分以及教育目的的确立。 心理活动和体力活动同时进行是不合适的。体育应当适度，重在培育。 在体育训练方面，亚里士多德对以往注重严酷训练以培养勇毅品格的方式加以批驳，并认为凡属最凶猛的往往未必真正勇毅，凡真是勇族与猛兽，其性情毋宁是比较温和或近似于雄狮的脾气。因而亚里士多德对于体育训练的观点是：只要他们培养成一种仅有的品行，以便将来给政治家的措施或决策服役。心理活动和体力活动同时进行是不合适的，体育应当适度，重在培育。 音乐具有陶冶性情、闲暇娱乐的功能，应该放入教育科目中。 在第五章中首先论述了关于音乐的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其是教育即陶冶性情的一种方式，另一是认为音乐起着娱乐作用，还一是认为音乐作为一门科目，在教育过程中起着操修心灵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对这三种观点分别进行评析并且表示：我们所急需学习的功课和培养的心境，莫如对于善性和卓行，造就正确的判断和快乐的感应，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反映了性格的真相，这些形象在音乐中表现得尤为逼真。音乐实际上激荡着我们的灵魂并令它演变。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应当被纳入进教育的科目当中，因其具备陶冶性情和悦怡作用的功能。 音乐教授应当实际演奏，但需有所选择，教授音乐的目的不在于技巧而在于心理操修 中亚里士多德针对音乐是否应该实际演奏进行详细的论述。实际演奏作为学习音乐、提升技能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有可能使得青少年走向类似于“匠工”性质的发展道路，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强调演奏的重要性的同时着重区分高俗之别，并因此制定了音乐课程进度的原则要求，以确保音乐课程的开设对于青少年的培育和发展起着心理操修而非技巧纯熟的作用。 这同样反映在亚里士多德教育观念背后严重的阶级区分与明确的政治目的。 音乐教育应当符合三项标准，中庸标准、可能标准、适当标准 在第七章中亚里士多德重点考察音乐的优胜之处在于歌词或是旋律。旋律有着培养品德、鼓励行动、激发热悦三种音节，而音乐的三种好处在于教育、祛除情感、操修心灵。对于不同的听众，音乐的作用发挥也有所不同。应当兼收哲学和音乐教育都有研究的思想家论述的其他乐调。因而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明：音乐教育应当符合的三种标准：中庸标准、可能标准、适当标准。 特点： 主张的是城邦教育而非公民教育 他认为人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公民教育就其本质而言亦是政治性的教育。因此,公民教育的出发点并非是促进人这一因素的个性发展,而是以城邦的发展为最终归宿。长此以往,城邦化的公民教育所起到的作用不但不会对城邦有所裨益,反倒因忽视公民个性而迷失方向,距离城邦实现全体公民最大幸福的至上目的渐行渐远。因而,从实质而言,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教育思想更多的是为了城邦的教育,而为了公民的教育的色彩则暗淡了许多。 主张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对后世教育学影响深远 亚里士多德最先从理论上论述了体、德、智、美和谐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种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 更是对后来西方乃至世界各地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他还特别强调实践活动对青少年认识真理和培养美好品德的重要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