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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教学案例】从渔民之子到渔岛主人：肖秋利的创业人生（三） 因为老百姓都怕自己养少了吃亏，经常造成一哄而上，这是恶性竞争的后果。”面对这种情况，肖秋利认为任何个人的力量都是起不了作用的，行业协会的作用也很微弱，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发挥对市场的调控职能，统筹浅海和滩涂的利用，统一规定水产养殖的标准等。肖秋利说：“政府能不能引导进行产业分流，比如说，这块海面适合扇贝养殖就进行扇贝养殖，那一块海面适合海参养殖就搞海参养殖。昌黎县有40万亩海面，政府应该按照市场需求和养殖资源的负荷进行统筹规划，对养殖种类和数量进行审批。这种事情只有靠政府转换职能，统一规划，协调和监督，才能避免恶性竞争。” 2009年8月发生的赤潮导致昌黎县北部的抚宁县的水产养殖全部绝收，当地民怨很大，五六百名渔民直接跑到驻北戴河的一些中直机关疗养单位请愿，要求查明赤潮的污染源，并给予经济补偿。该事件发生以后，昌黎县政府也很紧张。正在这时，肖秋利联系到了一位曾经在治理2008年青岛市赤潮和海藻事件中做出贡献的专家，该专家承诺可以以肖秋利自己承包的5000亩近海做试验，投放一种吸附物，帮助净化海水，价格只需要五六万元。肖秋利一口答应。但是一些在昌黎县政府工作的朋友私下表示，“不能试验”。因为一旦试验成功，可能所有的渔民都会联合起来要求政府来承担治理赤潮的责任，这样可能需要上千万元的投入，而这是昌黎县政府财政承担不了的。所以眼看着自己的扇贝一天天死去，肖秋利欲哭无泪。 水产养殖中的新产品开发和深加工 在水产品新品种开发方面，冀弘公司每年都在挖掘新的品种。比如，从2006年开始，冀弘公司引进加拿大扇贝原种，培育优质苗种5亿粒，逐步对现有的美国海湾扇贝养殖品种进行改良，提高扇贝的品质。肖秋利认为，现在的水产品养殖已经远远超过了个人经验的范围，需要凭借科技的力量和科研院所的资源。多年以来，肖秋利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培养自己的技术骨干，目前有三个技术员。但是在开发新品种上主要依靠与河北省水产研究所的合作。每隔十天半个月水产所的专家就会来冀弘公司做常规的检查，一旦水产品发生病变，更是随叫随到。肖秋利说，现在新产品开发的难度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他也很茫然，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养什么。他希望政府能在新产品试验中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一旦试验成功，可以让所有的渔民都能共享成果。 在水产品深加工方面，肖秋利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做，但是一直没有做起来的是水产品的深加工，目前只是做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是初加工。我主要是做扇贝养殖，因为这个市场很容易受到汇率和客户的影响，如果能发展深加工，就可以提高附加值，降低对外地客户和国外客户的依赖。秦皇岛乃至河北省没有一个像样的高端的水产品深加工厂，一些大连和山东的客户经常花几千万元收购扇贝和海参，运到大连和山东经过深加工出口，或者销往其他市场。比如一小碗河豚，就几片肉在沈阳卖380元，而在我们这里一条鱼都卖不了380元。这些来河北收购水产品的人经常拖欠渔民的货款达一两年时间，有时候甚至连人都跑了。如果秦皇岛有这样的工厂，就不会出现这样令我痛心疾首的事情。将来如果有资金和技术的话，我一定要发展水产品深加工。” 渔岛内部服务管理 渔岛的硬件建设初具规模和档次，但是服务管理混乱，服务员的服务意识较弱。肖秋利说，“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小农意识在作怪，因为刚开业的时候每天只有几十到一百多名游客，考虑到用人成本，所以就没有把渔岛旅游观光部门的人手配备齐。而且当初雇用服务员的时候，我主要是考虑到接待旅游团的需要，因为旅行社组团吃饭很便宜，每桌也就一两百元，所以我招聘的人员都是一些没有服务经验的初中毕业生或者暑假打工的大学生，缺乏有经验的服务员，更缺乏一个得力的大堂领班，这就导致了客房和餐厅的服务水平差，顾客投诉很多。而目前是北戴河一带的旅游旺季，现在再想找到高水平的员工，即使愿意出两三倍的工资也找不来人了。唯一的办法是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哪怕是晚上两个小时，也要对他们进行培训。” 管理团队和接班人问题 2003年肖秋利祸不单行。那一年生意很不好做，他和别人合伙在海南、广东和福建一带养河豚。几个香港和日本的合伙人亏了他的钱至今未还，当年损失了500多万元。可是这些生意上的起起落落对肖秋利都不算什么，打击最大的是他那已经快上初中的独子在放鞭炮的时候被炸伤了头部，花了100多万元也没有治好，成了植物人，2009年年初离开了人世。2007年万般无奈的肖秋利只好再次生养了，目前有一个两岁的女儿。人到中年，面临着无人继承自己事业的尴尬，这对于任何一个家庭观念很强的中国人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不过，肖秋利说，“我认为自己还在创业中，也许有一天成功之后，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目前支撑我继续干下去的动力，主要是责任。有一些员工跟我创业都十七八年了，我觉得我一定要干好，要养活他们，要让他们生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