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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父无裹言为题 引言 乾嘉为清代学术全盛时期，其成就远迈前代，而学术之发达往往要讲求方法的科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分析道：“然则诸公易能有此成绩耶？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已。试细读王氏父子之著述，最能表现此等精神。 正文 王氏父子治学，无论其成就，还是其方法，都赢得后人的高度赞誉。王氏父子精于训诂之道，善于运用传统的训诂手段又有所创新和发展。通观《左传述闻》，王氏父子训释《左传》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明字词之古今义易：古有疾、速义。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此处杜预注、刘炫、孔颖达之解皆失之。王氏评注疏家对‘易’字之注曰：“易，速也，疾也。古谓疾速为易也，后人不知易有疾速之义，或以为改易，或以为简易，望文生训而古义遂失其传矣！”怨：古有刺义。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怨，刺之。王氏评曰：“《正义》以为君怨，为怨怒之怨，失之矣。” 欲：王氏曰：“古义欲与好同义，凡经言者欲皆谓省好也。言欲恶皆谓好恶也。”《左传·成公二年》“：余锥欲放巩伯，其敢废旧典以泰叔文。” 第二，析《左传》中的专有名词政：专指正卿。《尔雅》：“正，长也。”王氏曰：“正卿为百官之长，故谓之正。”如： 《左传·桓公十八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 《左传·哀公十五年》“：庄公害故政，欲尽去之。” 偪：专指有碍于权。如： 《左传·襄公三年》：“楚公子申为大司马，多受小国之赂，以偪子重子宰。” 《左传·僖公五年》“：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乎?” 第三，破假借，求本字王引之《经义述闻序》：“训诂之指存乎声音。 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鞠为病矣。”[1] 刘又辛总结王氏父子考订假借字的方法，主要有： （一）“得经意”—即从经文上下文和全篇文意判断假借字。 （二）利用前人传注，但不迷信传注，以是否能得经意为取舍标准。不合经意的要敢于以“己意逆经意”。 （三）“参以他经”，即同其他经文中的语言材料相参证。这就是用归纳法归纳同类语言材料。做归纳对比研究。 （四）“诸说并列，求其是”。用比较法辨明是非。 （五）“字有假借，则改其读”。即把假借字改读为本字。 （六）有时用同源词材料相参证以求得本字。（七）利用古音知识及方言材料以证古语本字。[2]如“又可以为京观乎”“、不可以终”条： 家大人曰：古“何”字通作“可”。襄十年《传》：“下而无直，则何谓正一。”《释文》“：何，或作可，误也。”陈氏芳林《考正》曰：“古文‘可’为‘何’字之省，未应遽斥为误。”宣十二年《传》“：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观乎？”宋十行本，明闽本、监本、毛本，“可”皆作“何”。《唐石经》，宋 淳熙本、岳本皆作“可”。或曰作“何”者误。余谓“可”即“何”字也。此言古之为京观，所以惩有罪也。今晋实无罪，则将何以为京观乎？既曰“何以和众”，“何以丰财”，“何以示子孙”，又曰“何以为京观”，四“何以”文同一例。（《尔雅·释邱》疏引此亦作“何”。）《唐石经》作“可”者，何“”之借字耳，非有两义也。又襄三十一年《传》：“民所不则，以在民《书钱氏〈答问〉地字音后》、《六书音韵表书后》、《重修古今韵略凡例》等等； 学术专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广雅疏证》、《读书杂志》中涉及古音的文字材料；王引之《与夏遂园书》，较之乃父又有所精进。王氏父子之所以能在小学、经学方面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他们精深的音韵学造诣，“有音韵学家而不治考据者，未有考据家而不通音韵”[3]。他们强调训诂必须将文字与声音结合起来，既要知文字，更要知声音训诂。正如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中谈到训诂的方法时说：“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博访通人，载稽前典。义或易晓，略而不论。于所不知，盖阙如也。”[4] 第二，文法的萌芽 中国之文法，传自西洋，其内容包括甚广，在马建忠《马氏文通》之前，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观念，一些学者，如汉代郑玄、唐代孔颖达已经有一些模糊的语法意识，发展到清代王引之之时，已经能够用语法解释经典、串通文意。在训释古书时，王氏父子主要是从文意、文势、文例、文章结构、篇章划分、行文特点、用词特点、句型特点、音韵特点等方面着眼辨误纠谬。如：桓公三年：“今灭德立违”。杜注曰：“谓立华督违命之臣”。家大人曰：“违，邪也。与回邪之回声近而义同。立违，谓立奸回之臣”。晋代杜预做注解时，把“违”解释成“违命”，这里“违”被看作是动词，王引之解释成形容词，“违”是“奸邪”之义，杨树达评论认为似乎更为恰当。文法学的意识，王氏虽不能明言，而心知之，亦有发明。《左传述闻》一书中在文法方面的收获略述如下： （一）倒言：即目前语法所谓词序提前。如《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