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 再论汪曾祺的意义.docxVIP

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 再论汪曾祺的意义 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lowbar;再论汪曾祺的意义 “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 ——再论汪曾祺的意义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重读汪曾祺的作品以及相关研究，认为汪曾祺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把一个久被冷落的上世纪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带到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的面前，更重要的是在4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往往被视为“空白”的这三十多年，给汪曾祺的创作埋下了怎样的伏笔，又是如何最终酿造了他的横空出世。追问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其目的并不在于如何评价他个人的创作成就，而是进一步思考“当代文学60年”与“新时期文学30年”的复杂联系。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语境中，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讨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汪曾祺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十月》杂志2021年第1期以“汪曾祺早期作品拾遗”为题，发表了十篇他写于40年代的短篇小说和散文，都是《汪曾祺全集》漏收的篇什，其中短篇小说《悒郁》最初发表于1941年元月昆明出版的《今日评论》周刊第5卷第3期，而作者在篇末注明完成于“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1940年11月21日，收集整理这些作品的解志熙认为这很可能是汪曾祺小说的“处女作”，并且进一步坐实《悒郁》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上沈从文所开“各体文习作”课上的作业，后经沈从文之手发表，因为沈从文是《今日评论》的文学编辑。同时解志熙也认定《悒郁》在语言、故事乃至风格上“都打上了沈从文式的烙印”，所以他称这部小说是“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汪曾祺版”。尽管这篇颇有些“文艺腔”的小说以乡村为背景，写的是少女银子朦胧的成长意识，但却很难简单地归于“乡土抒情小说”一类，因为汪曾祺在手法上颇受他当时喜爱的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吴尔芙的影响，当然这一影响在他后来写的《复仇》中更加明显。不过，将“汪 曾祺”和“沈从文”联系在一起，并非毫无道理。按照我的理解，这个“道理”不单是大家津津乐道的所谓“师承”关系，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学史”的叙述策略，一种将“断裂”的“历史”重新“接续”上去的努力。 汪曾祺在“文革”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骑兵列传》（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这是根据他1974年写剧本《草原烽火》时，在内蒙古采访几个老干部的经历而写成的。很显然，这类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非他所长，作品发表之后几乎没有影响。一年后，汪曾祺先是把32年前的旧稿重写了出来，那是一篇叫《异秉》的小说，接下来就是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受戒》。这篇本来只是在朋友间私下传看的小说，一经正式发表，无论从褒贬两面来看，都面临着“事后追认”谱系的任务。据汪曾祺自己说，写《受戒》之前的几个月，因为沈从文要编小说集，他又一次比较集中、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他老师的小说：“我认为，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的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我是沈先生的学生。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或许是为了暗示这篇小说与“《边城》 文学评论　2021年第３期 传统”的联系，汪曾祺特意在《受戒》的篇末留下了别具深意的一行字：“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这一行字在传记的意义上对应着汪曾祺的生平：“43年前，他正好17岁，和明海的年龄一样。他在另一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坦白：‘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里写情书，他（指他的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对照一下便可以看出，《受戒》所写的，确实像爸爸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他初恋时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不过，却不是他初恋时的真人真事。”但更重要的是，它在象征的意义上确立了汪曾祺的文学史地位：1980年倒推回去“43年”，也许是巧合吧，正好是1937年，这个年份之于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性，大概不用多说了，仅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年往往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30年代文学）向“第三个十年”（40年代文学）迈进的转折点。而汪曾祺对于80年代文学的意义，在文学史家的眼中，恰恰在于他和被“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中断了的“30年代文学”与“40年代文学”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是由于汪曾祺的小说接续了由鲁迅开创的、中经废名发扬，终在30年代沈从文的笔下蔚然成大观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熟悉新文学史的人却注意到了一条中断己久的‘史的线索’的接续。这便是从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等等作品延续下来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现代抒情小说’以童年回忆为视角，着意挖掘乡土平民生活中的‘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