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物医学干预是合法的政策监管手段吗？.docxVIP

PAGE PAGE 1 人类生物医学干预是合法的政策监管手段吗？ 　　 　　凯伦·杨 　　内容摘要：监管是指为了解决共同问题的管理风险或者人类行为的有意图的活动，而以制度设计为目的之生物医学干预技术是否能够成为合法的监管手段亟待探讨。现有研究关于技术道德中立性、生物干预等价性的观点存在缺陷、不足采纳，正确的分析方法应当在法律层面，从干预主体、目的之角度分析生物医学干预技术的合法性。具体而言，无论是在国家监管情境中，还是在非国家行为体的监管行为里，生物医学干预技术均存在效果与效率欠佳、缺乏公众参与、危及基本权利等问题。因此，生物医学干预技术违反了尊重他人的道德义务，可能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为了人类的繁荣与善良福祉，其合法性值得质疑。 　　关键词：生物医学干预监管行为 基本权利 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039-（2020）01-0134-148 　　一、引言 　　长期以来，制度设计一直被用于影响与约束人们的行为方式，并调节人类行为对环境与周遭事物的影响。所以，对街道的设计能够防止汽车穿过水泥路桩进入步行区域，而对汽车安全气囊的设计能够保护乘客的人身安全。在这两个事例中，制度设计都属于一种监管技术。广义上，这种基于制度设计的监管技术是以管理行为与风险为目的对环境以及其中事物的有意改造。与其他监管方式相比，这种监管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为现有监管理论所忽视。〔1 〕但是，作为一种监管技术，制度设计（或者制度建构）并未完全脱离人们的视野。例如，“助推型”监管技术最近得到了政策与学术界的重视。它虽然在形式上保护个人的选择权利，但是鼓励人们作出立法者偏好的行为，以此实现重塑社会选择环境的目的。〔2 〕网络法学家也在关注如何通过软件代码设计监管线上行为。〔3 〕犯罪学家也已证明，“犯罪情境预防”技术能够利用情境化刺激手段，（最好以不干扰预防对象的无形方式）指引人们实施合法行为，以此减少实施犯罪行为的机会。〔4 〕 　　然而，现有文献几乎只关注对社会选择环境的制度设计，但未能注意到，为了实现规制目标，制度设计已经不仅仅针对产品、地点与过程。制度设计逐渐面向人类自身的生物机能。随着神经科学、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科学的发展，为了实现规制目标，人类日益能够改变自身生物机能，直接干预人类意识与身体。这些技术并非科幻小说中的幻想，其中有许多已经实际投入使用。例如，一些地区规定了对性罪犯的“化学阉割”措施，以降低这些罪犯出狱后对公共安全造成的风险，〔5 〕有些雇主鼓励工作中需要长期高度集中注意力的雇员（如外科医生和长途司机等）服用认知增强药物。〔6 〕对制度设计的其他可能应用则更具试探性，如在庭审程序中应用经颅磁刺激，以提高证词的准确性与可靠性;〔7 〕用外骨骼增强军人和体力劳动者的体能;〔8 〕用脑受体阻滞剂降低酒精、可卡因等有害物质的成瘾率;〔9 〕用精神活性物质加重罪行恶劣的罪犯对刑罚的主观感受。〔10 〕 　　然而，为了引导社会活动与人的行为，人类对制度设计的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无论是古埃及人在4000年前发明的门锁，还是对性侵害者的化学阉割，都有意地应用制度设计防止不良行为的发生。但通过直接设计人类生理机能影响有关行为的社会后果可能过于激进而引人担忧。我们应如何评价这些技术？应如何将直接设计人类生理机能的技术与通过设计社会环境影响行为的技术相比较？从直觉出发，我们可能认为生物医学手段的应用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法律、伦理与社会问题。但这一直觉可能经不起检验。基因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个人基因的先天特质与社会环境都对基因特征的表达方式发挥重要作用。〔11 〕神经科学研究也已经表明，社会刺激与个人所处环境都会直接影响人脑的结构与功能。〔12 〕人们对人脑的理解与干预能力大大提升，对人类意识的操縱具有前所未有的精确性、有力性与普遍性。由此，这种干预大大吸引了影响他人行为者的目光。〔13 〕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在于，随着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将制度设计作为一种达成其目标的手段加以运用，人类对制度设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张。那些以制度设计为基础，为了控制社会活动采取的监管干预措施目前仍然需要体系化的学术研究;对于改变人类意识或身体机能的技术运用，学界也尚未进行系统的学理分析。这使问题的紧迫性显得尤为突出。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本文第一部分探讨的问题是，基于制度设计控制社会结果的措施是否属于“监管”技术。该部分将讨论学理上监管概念的争议与发展。第二部分讨论的是，生物医学干预是否具有与设计社会环境的传统干预措施相似的合法性问题。有观点主张人类意识的生物医学与社会干预手段没有伦理差异。笔者认为，尽管这一观点认识到了传统干预方法的合法性问题，但这种所谓的“等价原则”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对该问题的解决没有助益。在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