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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家政德思想资源及其现代转化 摘要：政治与道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联系。古代儒家强调政治德行对于政治实践过程的重要性，儒家思想中蕴含了非常丰厚的政德资源，主要包括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以及以仁、忠、义为核心的政治德行，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其践行有利于领导干部群体培养君子人格，提高政治治理实效，真正实现善治。 中国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国家治理依靠的是法、术而非道德，西方近代政治学之父马基雅维利剥离政治与道德的联系，指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政治与道德的分化是现代政治区别于古代政治的重要特征。政治与道德自然不能完全融合，但即便在现代政治中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二者并非完全无涉。人类政治活动需要价值指引，需要道德约束。尤其是执政者与国家政务人员的道德素养更是关乎政治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政德即为政者之德行，在传统社会称为官德。陈来教授把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概括为“道德的政治”一、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民本思想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民本”两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中，其《五子之歌》篇有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的含义即为以民为本，指统治者、执政者在政治治理过程中要以民为重，重民、爱民。民本思想为中国传统政治正当性提供了基础。在西周以前，夏商的统治者都把统治的正当性归于天命，宣称自己是受命于天对天下进行治理。朝代的更替、政权的转移使人们开始思考政治正当性问题，周公总结夏、商兴亡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周书·召诰》）即是说如果天子失德，天命就会转移，就会失去统治权力，这就是“以德配天”。儒家思想者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最高政治权力应由某些具有超凡入圣的个人品质的圣贤来掌握，并有天意给予肯定和授予，而天意最终通过民心体现出来。孟子对万章解释尧舜禅让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他指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上》），也就是说政权的转移不能私相授受，即便是禅让制，其背后也有“天与之”与“人与之”为基础，即“荐之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与民而民受之”（《孟子·万章上》）。在儒家看来，“天”并非具有意志的人格神，其“受之”是通过“行与事示之”；而“民”也并非具有权利的个人，而是作为整体的“民心”“民意”。具体而言，“天受之”与“民受之”的表现即为“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万章上》）。但最终“天与之”也是通过“人与之”表现出来，孟子引用《尚书·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给予说明。虽然儒家这套证明政治正当性的方式仍然在“君权天授”的系统之内，但却是一种“天命——民心”的二元结构，即民心是天命的基础，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反而言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果执政者暴虐无道，则可通过革命取而代之，即孟子说言“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如此儒家就为“革命”赋予了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在于“革命的一方是符合道义的，而被革命的一方则是与道义相违背的”二、传统儒家的政治德行“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在儒家看来是通过“以德治国”来实现的。儒家认可的是圣君贤相式的统治模式，对执政者的政治德行要求颇高，孟子就直言：“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以德治国”具体而言是执政者以其仁德发挥道德表率作用，并通过“正己”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而实现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良善。为政者在施政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具体的道德要求，包括孝慈、忠恕、知耻、明智、勇毅、勤俭等等，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仁、忠、义几个方面。第一，仁。仁是儒家的核心概念，其含义即为对人充满爱意、善意。仁的内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仁就是要把人当人看，把人区别于其他的物类，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肯定人有尊严和自身独特的价值；另一方面仁即是对人之爱，对人怀有爱意、怀有悲天悯人之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忠恕之道即是仁爱的表现。仁德作为核心政德，对为政者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消极层面而言，主要是施政者在从事政治活动过程中应充分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人的生命价值，不能为达到某种目的，哪怕看起来是善的目的，而随意戕害人的生命或做出违背道义之事，孟子的“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即蕴含着不把人纯粹作为手段，充分尊重人自身价值的思想，这即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从积极层面而言，即是实行“仁政”。孟子认为仁爱从根源上而言是一种先验的道德情感，对执政者而言，把仁爱情感推广到治下之民，即是实行仁政，孟子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