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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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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在世界银行的一次会议上讲道:在21世纪,影响世界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转引自仇保兴,2004:3)。可见,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影响甚为深远的事情。
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流向工业和城市的农民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变,是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过程,但在中国,这种转变遭遇了更多的挫折与困难。
按照官方的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了6218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为47.6%,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61年间,城镇人口比重提高了36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的绝对值增加了56444万人。特别是在1979~2009年的31年间,全国城市人口年均增加1409万人,年均城市化率为0.89。美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870年的25%提高到1920年的51.2%,用时50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860年的20%左右提高到1950年的80%,用时90年,日本的城市化水平由1908年的18%提高到1970年的70%,用时62年,韩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944年的13%提高到1990年的74%(转引自高贤锡,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2008),用时46年,四个国家的年均城市化率分别为0.48、0.67、0.84、1.32,作为人口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国来说,这样的城市化率是很快的(详见表1)。
表1 中国不同时期城镇人口增长状况
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否真的如官方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成就巨大?本文认为不然,目前的城市化,是一种表象的城市化,而非实质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未如单纯的城镇人口比例所展示的那样高。其主要原因是作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其目前的生存状态无法与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市民相称。根据2006年3月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城镇人口包括了在调查地居住半年及以上的流动人口。而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民工,按照2006年1月18日中国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的界定,“农民工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员。”农民工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家乡附近乡镇企业工作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另一部分是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打工的农民工,也称“流动民工”(国务院研究课题组,2008)。据估计,这一类别人口占全部农村人口的16%~18%(Bian,2002:95)。2009年时,两类农民工的数量为22978万人,其中外出务工的为14533万人,占城镇人口的23.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9)。
表2 若干年份农民工规模及其变化情况
续表
中国本土学者对这一群体介于农民和工人、城市人与乡下人的身份二重性、边缘性、矛盾性等特征进行了大量的描述和探讨(王春光,2001,2006;陈映芳,2005;刘林平、万向东、王翊,2005;余晓敏、潘毅,2008)。社会学家王春光指出这些农民工实际上是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即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由于系统、社会生活和行动、社会心理三个层面的相互强化,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出现长期化的变迁趋向,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王春光,2006)。
表象的城市化要成为实际的城市化,关键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是:①为什么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未能经由城市化而变为真正的市民?目前其生存状态如何?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③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何在?
二 为什么农民工还不是市民?
什么是市民?在中国经济理论界以及日常生活和公共语境中,“市民”大多是从城市层面来理解,因而“市民”概念被指称为城市居民,一般特指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陈映芳,2005)。但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市民并不仅仅是指具有城市户籍的居民,更是具有公民身份的居民。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是赋予共同体正式成员的一种地位……成员被赋予这种地位后,他们之间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上相互平等,最为重要的三种权利即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马歇尔,2007)。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并未被看做具有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体,他们在制度上未被赋予基本权益(苏黛瑞,2009),在生活和社会行动层面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生活、交往圈和文化活动之外,在社会认同上被有意无意地贬损甚至妖魔化(王春光,2006)。目前在城市打工、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表明他们难以被称为真正的市民。
1.非正规就业
按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就业非正规化是指所从事的劳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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