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要为企业参与做好设计.docxVIP

? ? ? ? ? 城镇化要为企业参与做好设计 ? ? ? ? ? ? ? ? ? ? ? ? ? ? ? ? ? ? 根本的改变就是合同模式的改变，由过去简单的一次性交易模式，改成包含契约设计的合作模式，形成一套站在城市总体层面的政府和企业分工的设计方案。 让每个微观主体都能着眼未来和长远发挥作用，通过分工和专业化促进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似乎是经济学家信仰的一种“宗教”，也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出发点。前面我们已经明确提出，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可能要政企牵手，没有了政府绝对的主导，也少了市场主导的大盘模式。在新的体系下，政府和企业如何分工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破解不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可以完成的，需要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特点进行设计，需要系统的解决方法。 其实每个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有自己的总体设计都是非常必要的，这并不是说过去没有设计，也不是说要其违背中央政府的意志另搞一套。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文脉和发展路径，中央的政策制定可能是一刀切的，但是每个城市对应的解决办法一定是不同的。当然也不是说过去政府管得多了，或是企业承担得少了。我们确实看到过去政府在城市管理角度存在“越位”和“缺位”现象，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却管了；而市场主体又往往把所做的事情与自己利益切分得过于清晰。 在市场主导的十年里，我们以北京为典型看看这个阶段快速发展的社会资本的特征。随着商品房价值被发现，企业蜂拥而上，有钱的、有地的、有关系的都能撸胳膊挽袖子大干一场，也就是政府在准入门槛管理这第一道关就没控制住。政府在政策设计时也缺乏审慎的思考。当时北京为了“申奥”，开始推动第一道绿化隔离带建设，根据1994年7号文意见，把住宅、房地产开发同旧村改造、实现绿化相结合，大批房地产企业进来，留下了很多历史问题。包括有的村子拆了，没建安置房；有的商品房建了，但村子没拆；还有的开发商鼓捣农民把回迁房当作商品房卖掉，后来农民回来找政府算后账。政府自己搞的企业同样也有问题，当时北京各区政府也搞了一些房地产公司，项目进展严重推迟，直到现在，二环内一些由此类公司开发、入住十年以上的小区还没有通过验收，更谈不上核发房产证了。 所以，资本的贪婪带来的就是行业的不规范。我们也需要看到，在当时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企业利益最大化和缺乏社会责任感也有其无奈之处，因为政府承诺了但不兑现的情况时有发生，房地产企业只能进行短期博弈，必须尽快实现利润并抽身。所以我们总结中国城市建设二十几年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必须让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独立的信用主体，否则中央政府在法制环境建设上下再大的功夫，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企业在具体经营过程中打交道最多的还是地方政府。经济学家总希望在微观层面做到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地方企业信用主体地位不明确。 在政府主导的十年里，全国大部分省市区都长时间处在建设过程中。政府征地范围铺天盖地，哪里地多、哪里拆迁量少就向哪里发展。今天一条规划红线圈进来，明天就可以搭班子干活，我们不是批评规划设计单位，但是设计行业的规矩就是规划单位按面积、按规划人口收费，因此规划面积越大，规划设计单位收费越多，这与政府的圈地思路正好一拍即合，何乐不为呢？政府干活还要看业绩。例如，十年前，某国家重点科技园区花了9000万元建了地下管网，领导视察啥也没看见，就斥责钱都花哪去了。政府除了规划、施工外，还要解决资金问题，而一般只关心钱从哪来，不关心怎么还钱，土地市场形势好自然不是问题，但危机来了，很多财力弱的地方政府都要面临违约风险。 政企合作 所以，政府官员的任期导致的急功近利和片面追求成长性的业绩观直接导致城市发展速度与节奏的失衡、投资不合理以及地方债务风险。在过去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中，企业很看重市长和书记两个人是否站在同一条线上，大家要估计在市长和书记的任期内能否完成合作项目，完成的风险有多大。如果一个城市的书记即将离任，那么企业是不太敢与这个城市进行长期合作的。城镇化中政企合作相对来说是比较长期的事情，因此不解决好合作的长期性问题，牵手搞好城镇化也就是一句空话了。 从目前的政策走势来看，地方政府要完全变成一个信用主体需要假以时日，但是从契约角度、从合同角度完善合作的法律效力，让其不受政策的影响、不受换届的影响，这是地方政府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的就是地方政府重视合同、尊重合同、执行合同。这就需要合同的设计去除随意性，增加系统性，在一个城市整体的大框架下设计合同体系，而不是因人设计。 因此，政企合作的系统管理方法就是政府探寻一套合理的管理手段，企业寻求与政府合作的指引。双方发挥各自的长处，各司其职。根本的改变就是合同模式的改变，由过去简单的一次性交易模式，改成包含契约（这里的契约是广义的契约概念）设计的合作模式，形成一套站在城市总体层面的政府和企业分工的设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