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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命伦理学四原则理论的新讨论 :在与诸位专家之前交流的基础上这里王主编和我特别邀请诸位就这一轮新对话进行讨论，它至少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①共同道德理论(即以他们的四原则为中心的理论)的来源是什么?是否存在普遍的或普适的深思熟虑的判断?②丘卓斯指明，一国的公共政策既要以他们的共同道德理论，也要以本国的具体道德理论作为指导；但这样一来， 不同国家之间的生命伦理政策势必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何者正确?(丘卓斯特别提到了不同的疫苗分配政策)③如何解决具体道德理论之间的分歧?共同道德理论能否有所帮助?特别是以四原则为中心的共同道德理论如何看待儒家伦理与自由主义伦理之间对于养老道德责任的分歧?④以四原则为中心的共同道德理论是否只是一种生命伦理学方法论，而不是一种实质性的道德理论?⑤规范性学科(如哲学、政治理论或神学)与科学性学科(如生物学或遗传学)或实践性学科(如医学、护理、公共政策或法律)对于生命伦理学研究来说是否同等重要?:我想就自己最近的一些思考，对“公共道德理论”和“具体道德理论”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第一，我对将“原则”或“判断”作为道德出发点存在质疑。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斯洛特所宣称的“自我-他人不对称”问题，也即片面强调自我对他人利益的关注而产生的不连贯性；由此，在道德自治的现代理念下，这种和生命疏离的道德基础会引发第二个问题，即“道德权威性”的问题，也即“我们为什么要遵守道德?”;进一步讲，疏离于生命和道德权威性这二者会引发当代的道德困境，即“道德无力症”和“道德冷漠症”。而“四原则”说正是深陷于上述伦理困境的学说。我在《论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兼论道德无力症与冷漠症对医疗的影响》一文中从最深层次的人性的人之弱点，即“畏死的恐惧”,也即“对生存性安全感意义上的匮乏的恐惧”出发，重塑了扎根于生命的道德基础，即：道德行为和“生-生”式的道德关系是人的本真需要，道德权威性的根据是人类生命共同体这一“内在永恒大我”和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需要，就是希望能够解决上述的当代伦理学的困境。第二，我在《论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错误——兼论道德无力症与冷漠症对医疗的影响》一文中，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了“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的需要”这种感性需要上，不但有利于解决道德无力症和道德冷漠症的问题，还可以更好地回答“公共道德”和“具体道德”关系的问题。在“需要”的视角下，“公共道德”应该表达的是从古至今不同民族、不同种群、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同的需要，即“属人的社会学”(即“与个体性并存在的社会性”)的需要，是满足这一需要的人们的相互对待方式和相互行为方式的规律，是一种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因此，它是共同的。而“具体道德”则是在不同的历史、物质和制度条件及不同的文化环境下的满足上述需要的行为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孝敬父母，在古代游牧民族中可能会表现为杀死生了重病的父母，原因在于不忍看他们痛苦死去或被动物吃掉。如果不明白此行为的物质条件，就会对此抱有误解。显然，虽然表达的是共同的“孝敬父母”的需要，古今的行为方式，即对此需要的表达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三，真正的连贯性不可能来自“反思的平衡”,因为“反思平衡”不能完全脱离情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嫌疑。真正的连贯性(包括所有原则的连贯，和自我-他人的对称)只能来自于共同的根基，也就上述的“人的本真的存在方式的需要”,它将所有原则联合成一个整体，也达至“自我-他人的对称”。我们不妨将这一整体称为“有根的多元”或“有根的繁茂”,这也是解决当代道德哲学的根本性的痼疾，即“相对主义”的根本方式。: 感谢范瑞平教授和王明旭持续推进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讨论。这次发来的与丘卓斯的对话，我个人对他提到的规范性学科(如哲学、政治理论或神学)与科学性学科之间的关系很认同。我主要想说两点，和大家探讨。第一，对共同道德理论本身的解读似乎仍然没有很大说服力。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普世价值+在地诠释”?对此我又找到原文，其中提到丘卓斯提出的价值判断之源头。最新版的《生命医学伦理学原则》里面这样界定共同道德：所谓共同道德，意指对道德有所承诺者共享的一套普世规范。我想，共同道德并不构成系统的理论，而是在“规范”层面上使用的，甚至是更下游的“具体的判断”中使用的，这也涉及我们对理论的理解，可能与丘卓斯不同。他可能把凡是涉及概念性的内容都说成理论，而我们理解得更类似功利主义、道义论等系统的理论。按照我们的理解，共同道德是一个还没有充分论证通过的理论表述。第二，范教授在问题中提到，共同道德和不同文化以及具体道德之间的可能不一致，如何使得一个政策或伦理决策合理?丘卓斯对此的回应是：“对于这个问题，我十分肯定，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不仅应以……共同道德……为指导，而且还应以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