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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背景下学科建设与课程改革 摘要：竞争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学科发展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竞争催生了学科知识的分化,加快了学科建制的完善,促进了学科资源平台的搭建,推动了学科情感的深化。但是突破底线和理性边缘的竞争,不但会引发学科发展的危机,而且也会对学者、学术、学校产生不同程度的伤害。基于竞争并超越竞争的协同发展成为新时代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协同发展既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也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强化学科的战略规划、建立融通的学科文化、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是实现学科协同发展、提升国家学科建设整体水平的可行路径和有益实践。 学科建设是大学建设的核心,学科的发展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大学发展水平和国家高等教育水平。梳理学科发展史,我们发现无论是来自学科之间还是学科内部的竞争,都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力量。竞争催生了学科知识的分化,加快了学科建制的完善,促进了学科资源平台的搭建,推动了学科情感的深化。但是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演进,随着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新时代的到来,经济、文化、科学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融合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学科发展方式暴露出不可避免的弊端和矛盾,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国家大力推进“双一流”建设、积极推进教育强国战略之际,廓清学科发展历史,分析学科发展现状,明确学科发展趋势,寻找更恰切发展路径,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一、竞争:学科发展的传统路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学科生态体系中同样适用。学科发展的历史是各种因素相互碰撞、各方力量互相角逐、学科之间彼此博弈的历史,竞争推动了学科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与进步。学科发展并非一个不辩自明的概念,要界定什么是学科发展或确立学科发展的表现指标,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学科。从词源学来讲,学科“种种意义的历史衍延,多于能够为它立下确实定义”。虽然学科发展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学科何种形式、何种层面的发展,竞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学科发展的关键要素,诸如,知识、制度、组织、机构、文化等指向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当然,推动学科发展除了竞争之外,合作亦是重要途径,不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竞争起了主要的作用。(知识是学科产生的原点,“是组成学科的细胞,是学科的核心和命脉,知识造就了学科,学科成就了知识”。在中世纪,由于神圣教权至高无上,神学统摄一切,成为霸权学科,虽然中世纪大学也设有文学、法学、医学等学科,但均笼罩在神学的光环之下,成为服务神学、阐释神学、弘扬神学的仆役,在权力的分层下,知识有了高低贵贱之分。随着世俗皇权力量的壮大,国王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效忠王权的管理阶层和能够为自己辩护的能言善辩之才,于是培养绅士、训练思维的文学、法学等学科的地位逐渐上升并最终超越了神学。柏林大学把文学部改为哲学部后,哲学逐渐成为学科之王。文艺复兴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使人性取得了对神性的压倒性胜利,欧洲社会开始重扬人性大旗,被神学压抑了近千年的知识分子摆脱了对于神性世界的迷恋和尊崇,开始关注和追求被神学所遮蔽的关于自然世界、关于人类本身的知识,学科门类由此日渐丰富。出于对外在自然、社会、人类等客观领域探究的需要,从哲学当中分化出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又分化出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学科。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欧洲中心主义的盛行,文化霸权、学术霸权主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分化,西方世界在经济、文化、学术上的绝对竞争优势决定了由他们来“将社会研究划分为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等互相分割的学科。这套学科划分准则内含着对掌权势者有利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学科内在的制度规训、体系架构、教学形式、培训制度等自身建制的完善,其中教席和学位点的设立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某种意义上,教席的设立即意味着学科的确立。教席的设立权是通过激烈竞争而获取的,因为掌握了教席的设立权,就可以通过控制人事任免从而培育效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通过课程设置控制大学对生产和再生产知识的选取,就可以通过推动图书分类等内在体系的制度化进一步确立学科边界,让边界内的学者独享学科资源及各种权力,边界外的学者或日渐消亡或另谋他路。19世纪爱丁堡古相学家败于解剖学家,前者没能进入大学教席是主要原因之一。掌握了教席的设立权在实际上就掌控了大学,这是一项十分具有诱惑力的权力。1546年,亨利八世在牛津和剑桥设立神学、希伯来语、希腊语、民法、医学等五个钦定教授席位;1575年格雷沙姆(Gresham)学院建立,设立数学、天文学教授席位;1583年爱丁堡大学设有数学、自然哲学教授席位;1619年牛津大学设立萨维里(Sav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