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转变论质疑-兼与于学军博士、李建民博士商榷.docxVIP

? ? ? ? ? “后人口转变论”质疑 兼与于学军博士、李建民博士商榷 ? ? ? ? ? ? ? ? ? ? ? ? ? ? ? ? ? ? 一 引言 世纪之交，中国人口进入了新的时期。与此同时，人口学界也非常活跃，各种新观点、新理论纷纷推出，都不约而同地关注着我国新世纪的人口发展趋势、人口问题、人口政策等。这其中以“中国人口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后人口转变论”等较为引人注目、并引起广泛的争议。虽然有关西方“后”（post）的理论以及学说在我国社会学、哲学领域兴起已近十来年了，但进入人口学领域并试图形成一种理论或学说则是近一、两年的事，尽管90年代初期就有学者提出了有关的概念。本文首先对“后人口转变时期”提出质疑，然后再提出对“后人口转变论”的一些看法及观点，最后笔者从另一个视角，从西方“后学”的内涵、理论再简略地审视一下“后”在人口学中的含义。 二 关于“中国人口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 中国人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即低于更替水平）时期，关于这一点大体上是没有疑义的。但是不是进入了所谓的“后人口转变时期”，于学军博士、李建民博士分别著文，认为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并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那么，后人口转变的标志是什么呢，李建民博士在通过与发达国家人口统计指标进行了比较之后，判定我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并指出，后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的两个基本特征，即人口增长从低增长走向零增长和人口结构性变动成为调节人口增长态势的主要因素已经在我国人口中开始显现。也就是说，李建民博士是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对中国人口进行“后”的划分的（李建民，2000a，2000b）；于学军博士则从统计指标（主要是生育水平）和生育观念上对我国进入“后转变”做出了判断。他指出，之所以说90年代中国人口发展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是因为90年代后中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于学军，2000）。 众所周知，人口转变论是20世纪初西方学者从总结西方人口变动的历史经验，从描述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口转变理论不仅在统计描述上进一步规范，而且更注重于人口转变的机制、动因以及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可以说人口转变理论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人口统计变量如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描述和形式表现；二是这种变化、表现的实质分析和解释。西方人口转变理论实质上是人口统计形式描述与人口变化本质解释的统一。因此，判断一个人口转变是否完成并进入“后时代”，仅以人口统计指标一个方面来判别，笔者以为是不够充分的，应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判断。人口统计指标仅仅是判断的必要条件，更为重要的不是人口转变的这种指标表现形式，而是人口转变的本质变化的判断，是人口转变背后的动因变化的判断。因此，从这个视角出发，笔者以为李建民博士单以人口统计指标作为后人口转变的标准，显得不够充分。我们注意到，于学军博士在其文“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以下简称“于文”）中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了从人口转变的本质如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指标来界定。显然，这种从两个方面的判断思路是比较完备的，但问题是这种关于生育意愿判断的根据是不是很充分，是不是仅有这些判断就够了，笔者对此有所疑问。 “于文”为了可以证明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首先提出了生育意愿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判断。这种判断的根据是来自两次全国性抽样调查的结果，结果显示，整个90年代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的生育水平以及政策要求的生育水平在逐步接近。且不说这种调查结果可信度如何，单以这种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反映一个人口的生育意愿（尤其是中国这种强生育政策背景之下的生育意愿）并得出结论，这似乎很缺乏说服力。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生育行为都与生育观念和生育文化有关，在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尤为如此。如果生育观念或生育文化没有质的变革，很难推出生育意愿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要判断中国人口的生育意愿的变化，事实上是要判断中国占据总人口60%～70%的广大农民的生育意愿的改变。在这方面恐怕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和调查结果更令人信服。一些研究指出（蔡昉，2000；李银河，1994），目前中国农民的生育观念仍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影响，仍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之中。如果是这样，生育意愿又怎么可能独立于生育观念、生育文化而发生质的变迁呢？ “于文”虽然考虑了以生育意愿来表明中国人口转变的本质变化，但单以这一指标衡量是不够的。西方学者把人口转变看作是发展或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变革的产物，因此，判断我国人口转变是否彻底、是否完成，离不开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离不开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指标。一项有关中国现代化程度的研究指出，[1]1998年在120个国家中，中国综合排名第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