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时代的扶贫战略与治理政策新动向.docxVIP

? ? ? ? ? 后时代的扶贫战略与治理政策新动向 ? ? ? ? ? ? ? ? ? ? ? ? ? ? ? ? ? ? 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长治久安。随着各地脱贫攻坚工作顺利推进，综合当前脱贫攻坚实践探索与前沿理论谋划，深刻领会《“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国发〔2016〕64号）文件精神，着眼于2020年后的减贫战略定位和治理体系，思考后2020时代的减贫战略方向和工作重心的变化趋势，对于全面实现2049年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宏伟目标、加速推进未来中国“后小康”社会经济发展、引领当前脱贫攻坚工作、提高后2020时代扶贫开发政策的顺承性大有裨益。 一 后2020时代的贫困形势研判 2020年后，在贫困人口构成中，相对贫困人口将成为主体部分，其陷入贫困的原因可能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自身能力素质偏低、失业、因灾因病等。在相对贫困人口中，既要重视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又要重视城镇相对贫困人口，且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生活在城市的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呈不断扩大态势。 （一）贫困问题多维审视 到2020年，我国贫困问题也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集经济、社会、自然等因素于一体的复合现象。因此，需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生境等多个维度，审视后2020时代的贫困问题。 从经济发展的维度看，按照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后2020时代的贫困问题将大大弱化，同时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亦为减贫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从社会发展维度上看，从人口和文化视角分析贫困问题似为必要：一是老年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虽然二孩政策已经全面实施，但未来3～5年，生育水平仍然低于更替水平，人口增幅下降、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可扭转，意味着后2020时代我国养老负担将更重，老年贫困问题不可回避。二是人口素质“城乡剪刀差现象”使得农村贫困有代际传递的危险，对此要予以高度重视。三是民族和地域文化因素影响受到关注，如何在民族和地区特色文化与脱贫致富目标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和共进机制，是今后需要予以特别关注的问题。 从自然生境维度审视，自然生境型贫困问题的形成，既有自然原因又有人为因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但综合长期来看，自然生境型贫困问题，是贫困问题解决过程中的难点，需要在较长时间、较大空间上予以缓解，易地扶贫应为首选。 （二）贫困空间形态变迁 区域方面，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多属于“贫困的贫困”地区（经济贫困+自然条件恶劣），脱贫难、返贫易，而其他贫困区域多为“欠发达资源富集区”，往往集资源富集性、经济滞后性、环境敏感性、生态脆弱性、社会复杂性和致富迫切性于一体，只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其减贫效果可期。“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持续加大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扶贫投入力度”。到2020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地理条件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加之历史上就是自然灾害频发、地方病和传染病多发地区，因此这些地区面临的自然风险、健康风险和市场风险仍然较大，脱贫人口重新返贫或处于贫困线边缘的低收入者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大。 国际方面，中国农村扶贫的成功经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中国的减贫经验对国际减贫努力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与社会发展署负责人乔莫·桑德拉姆说：“中国经验值得学习，我们也希望中国将经验推广到世界，帮助更多国家摆脱贫困。”中国在双边和多边框架内向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实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帮助，除了提供物资和资金援助外，中国还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训减贫方面的人员，介绍和推广中国经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在消除贫困、促进国际人权保障方面的贡献会越来越大。 （三）贫困类型转换 第一，由以经济贫困为主转变为经济贫困、社会贫困、资产贫困和生态贫困并存。 第二，由非自愿型和常态型贫困转变为自愿型和偶发型贫困。 第三，由以农村贫困为主转变为农村贫困和城镇贫困并存。这一点尤其重要，2020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农村居民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将日益显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贫困正从乡村向城镇转移，且城镇贫困产生的社会危害更大，尤其应关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新市民群体以及城镇“三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家庭的贫困问题。 二 后2020时代的扶贫战略转向 探讨反贫困问题，实质是分析处于贫困状态的这批人群（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基本特征以及如何帮助或引导他们走出贫困状态，同时也要防范处于贫困边缘的人口掉入“贫困陷阱”。传统意义上的反贫困战略侧重于贫困人口所在的地理位置，比如界定贫困县、贫困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