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草原治理比较.docxVIP

? ? ? ? ? 基于社会 生态系统框架的草原治理比较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节 引言 我国有4亿公顷草原，占国土面积的41.7%，这些草原持续发挥着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固氮储碳、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独特的生态功能。北方草原达3.13亿公顷，从东到西，构成了4500公里之长的绿色自然保护带。草原这一绿色自然保护带不仅是我国草地畜牧业的物质基础，而且是我国乃至亚洲大部分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1]然而，由于长期遭受超载过牧、开荒垦殖等人为的破坏，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草地生态环境日趋恶化[2]，沙尘暴等生态灾难频发[3]，对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严峻的草原生态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众多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最先着手从工程技术手段入手，寻求解决草原问题的途径，提出了围栏封育、改良草地、改良畜种、建设人工草地等防治措施。[4]这些措施建议最终得到了高层决策者的采纳，自2000年开始，中央政府陆续组织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理、退牧还草、西南岩熔草地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实行草畜平衡、禁牧舍饲和基本草原保护等制度；累计投入资金超过300亿元，用于加强草原保护和建设。[5]一些典型草原地区退化趋势得到遏制，沙化草原面积不断缩小。2013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为54.2%，鲜草产量突破10.5亿吨，为近十年来最高。然而，尽管我国草原保护建设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全国草原超载过牧现象依然严重，中度和重度退化的草原面积仍占1/3以上。[6] 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也开始注重从政策工具、机构设置、制度安排等入手，寻求实现草原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这些研究显示，一系列草原治理措施政策并非如《全国草原监测报告》中所表述的那样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并且这些治理措施导致了草场管理和利用的一系列现实困境，如牧民畜牧业经营难以为继、传统文化及知识消失等，而这些很可能是造成草原生态环境一直无法扭转“局部好转、整体恶化”趋势的重要原因。陈洁、罗丹、韩俊等人通过大规模的案例调研和田野调查，对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和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估，发现当前的草原生态治理往往以草和畜为出发点和着力点，忽视了牧民的意愿，导致政策和项目常常得不到牧民的支持。[7]李文军和张倩基于非平衡生态系统理论[8]，重新审视了内蒙古畜草双承包责任制的有效性。她们认为，在干旱牧区实行私有化会削弱牧民从自然资源中的获益能力，从而产生了“私地悲剧”，弹性承载力管理可能更有利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畜牧业经营和草场生态条件的保持。[9]王晓毅、荀丽丽等人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牧民定居、草场承包、市场化和生态移民等制度政策在实际执行时对社区层面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认为这些制度政策减少了社区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本，加剧了社区的脆弱。[10]还有很多学者，如刘明远、杨理、杨立华人等则应用各种治理理论和分析框架，指出当前政府主导草原治理模式中存在的种种制度性缺陷和障碍，如将牧民排除在决策之外。[11] 李文军和张倩将当前草原治理实际管理和具体操作中的种种问题归因于草原治理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困境：第一，草—畜—人的研究相互割裂。中国草原治理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科学研究的左右，社会科学在草场管理和畜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相当有限，并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也存在很大程度的分割。各学科研究相互割裂，导致了其对于问题的认识以及提供的政策依据只能是局部的，不见整体。第二，对自然和社会系统管理的简单化。草原系统（特别是干旱半干旱牧区）是一个复杂的、多样性的系统，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12]传统的治理措施和计划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即未来是可以预测的（由已经发生的模式推理而来），试图以简单化、标准化的思维和方式来管理草场。在这种思维范式下制定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往往成为“符号法”或“空制度”，如草场承载力[13]、生态移民[14]等制度政策在实施中的种种表现就是如此。第三，极端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当前草原治理措施背后还存在一种逻辑，即通过现代化科学技术可以改变环境。政府和一些专家学者常常将（他们认为的）现代化知识体系（如畜牧业发达国家的技术方案、经营模式等）凌驾于牧民的本土知识体系上，制定、执行、推广一系列不符合当地实际生态环境、社会和文化条件的政策和工程。 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分析及其框架建构，是近几年来国际自然资源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的热门议题，它聚焦于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多元互动，探寻这种互动的规律和演变方向，以期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契合当地实际的、多样化的治理手段和政策工具。[15]笔者希望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出发，在方法论层面探索一条适合中国草原实际的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