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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政权建设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中国乡村政治研究历来为学界重视，以“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和框架来分析和梳理乡村政治研究是近年来比较受到重视的一种。但以此框架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要注意词义与分析对象的贴切。当前的乡村政治发展，并非完全套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所能理解，以“治理变革或转型”来替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说法似乎更为妥贴。 关键词乡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治理转型 提及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权建设，人们并不陌生，至少从上个世纪年代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以来，它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不过，那个时候，人们不说是政权建设，而是说体制改革，于是就有了“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民自治和乡镇体制改革及其研究。有那么几年，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好像并不仅仅是关乎农村和农村研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中国和中国研究的大问题，因此，其一举一动总会扯动整个知识界的视线。结果，心有所鹜，载荷甚重，就不免进人到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话语自我建构的境界。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种话语建构于农村的现实关切如何暂不清楚，但至少已经离理论的预期不远，于是便有人开始说，关于中国的研究几近进人一个言必称乡村民主的“草根时代”。 当然，细心人知道这是一种略带几州皆谑的说法，所以才有“热闹中的冷想”一说。川然而，如果不做如此解读，却也可以反过来正解为学界进人一个让农村和农民来为国家发展投石问路的年代。 中国农村似乎总是在晚近以来的历史中扮演某种特殊角色，不过，人们旋即明白，这一次似乎是有些太过于看重自我的想象。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按毛泽东的话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即改造农业和农村，而不是被其所改造。虽然自晚清以降，引领历史前行的城市这一现代化的火车头，因为拖不动过于庞大的乡村而翻车出轨，一度反由农村决定了城市的命运，但山穷水覆以后，历史最终还是选择让城市来铺排农村的前途。当人们从理论自我建构的楼阁中领悟到这一由历史经验所积淀出来的常识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构想便也由空中回落到地面，成为真正关乎乡村的问题。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去发掘“草根民主”的乡村价值，并且还真有人从中看出了些许门道-眼下的改革是否就是近代以来乡村社会之“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从此，村庄的选举便被一些学者相应地视为国家通过其在乡村社会权力合法性的再构，以图完善基层政权建设之功的举措。这一新的说法，似乎还能从近代乡村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找到论据，或者帮助人们在历史和当下之间建立起某种连接。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舶来的概念，它原本对应的是一段欧洲政治发展的经验。按照张静在《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一书中的说法，它特别指分散的、多中心的、割据性的权威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以现代国家组织为中心的权威结构。从时间上看，这即是一般史书上所讲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而从空间上看，它又往往表现为近代意义上的权力结构不断集中和不断向基层社会扩张的过程。海外汉学界中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似乎感觉也可以用这一概念来照应中国乡村的政治变迁，而其基本着力点就在于，借此来分析近代以来地方社会如何出现一个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重组，以及这一过程对传统“绅治”秩序的弱化和替代。不过，这多是历史学家的视野，与现实研究无关，而上世纪年代以来国内政治社会学界将这一概念引人到当代乡村基层政权的研究，却有另一番新解，它所强调者，不是历史研究中所着意要凸现的“官治”对“自治”的解组，而是为了说明草根民主在弥补后公社时期治理真空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借用这一概念所要说明的，已经不是选举对于中国发展的路径效应，而是其可能具有的重塑乡村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功能。 这样，在农村基层政治的研究中便出现一种有别于宏大国家关怀的底层取向，它所对应者，正是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功能不断弱化的困局。由此便生长出另外一种对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的定位，其功用首在治理，而非民主。当然，笔者也知道这种区分有些牵强，因为现代治理观所讲求的正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转换基础上的权能运作绩效，它本身即内含了公民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的成分。但许多研究者在做这种区分时，并非不知道这一涵盖关系，而是有意借这种概念的区分来凸显与单纯民主理路的乡村体制改革所不同的思路，即欲借“治理”一词来强调如何救治和缓解因为乡村基层公共权力弱化所导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是真真切切存在的，诸如前些年一些地方村庄公共品供给缺失、村庄公益事业废弛、农民因为公共权力无为而面临种种从生产到生活的困窘、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公共权力的作用无法发挥等。既然学界已经有了以国家政权建设的思路来考量近代乡村发展的前提，那么，这种救治和缓解的现实努力自然也容易形成其向历史反溯的意向，并依此重新整理出近代以来乡村政治发展的逻辑及其得失成败的依据。 这样一来，一些新生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