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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理性与交往实践观研究论文 交往理性与交往实践观概述 (一)交往合理性是交往行为理论的理论旨趣 交往行为理论是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构建的社会批判理论,它是在普遍语用学和理想话语环境的前提性建构下,在“生活世界”实现毫无强制、毫无压力的“谅解”和“一致”,以改善或避免“生活世界”殖民化,实现交往的合理性。这种交往合理性的提出,其目的是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结构理论(这里的社会结构是指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其它各种社会关系),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在批判的同时提出建构性的“处方”,哈贝马斯试图用劳动和相互关系代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用系统和生活世界代替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哈贝马斯认为由启蒙带来的理性在完成科技进步的使命后,逐步侵入私人空间,使人越来越机械化、程序化,理性已成为控制和操纵人的工具理性。但他没有像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那样对理性进行无情的消解,而是在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视域内,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构筑以交往理性为旨趣的交往行为理论。 (二)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科学的存在之思。因而,面对全球性发展的总趋势,交往实践问题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视域的主题。 所谓马克思主义当代视域,既指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由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意识指向构成的独特的世界观,也指这一世界观在当代的发展。就前者而言,其内容十分广博,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中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对后工业社会某些特征的‘惊人的预测’;在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基础上对‘否定性辩证法’的弘扬,在对异化社会批判的基础上进而对属人世界的阐述;对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和‘全球化’的分析;对于整个历史、思维辩证法的揭示;对于人类自由王国之旅的操劳过度等等。但是,贯穿这一切的核心观念,不是别的,正是交往实践观”。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认为交往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是一个系统,其中包含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三个层次。物质交往,不仅指经济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商贸等活动,而且包括战争、迁徙和外交等,是含义广泛的实践概念。其实质就是集全部社会物质生活含义在内的交往实践,是多极主体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是通过改造共同的中介客体而进行的“互换其活动”的过程。交往实践是精神交往、语言交往的基础、“底板”。在当代价值取向多元化、利益分配多样化的现实社会,将马克思理论中的交往实践融合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现实需求。 (三)交往行为理论与交往实践观的差异 与哈贝马斯仅从事“话语转型”、“话语思维革命”不同,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首先是改造、变革现存社会的武器。话语革命不过是实践改造历史活动的一部分。在这里,二者的目标和着眼点大相径庭。在后现代哲学认为是其“话语异化”、“逻辑中心主义”统治的地方,马克思看到的是交往社会中人与物的异化。前者最后要建立“交往合理性”,认为这是对话的条件;后者要达到的是交往合理的社会。前者的理论基础是普遍语用学,是批判的解释学,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不过是语用学的派生物;后者则是在改造社会、变革历史的实践中实现交往。前者仅追求的是思维方式上的交往合理,不顾及社会中人与人实际的生存交往;而交往实践观却关注当下,注视现实中人的生存及生产中的交往意义。 马克思对交往实践的性质和功能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形成了交往实践观。马克思首先认为,交往实践具有客观性、社会交往性、系统性、反身性、历史性等等。交往实践观的方法论功能在于:它是促使世界普遍联系,生产力得以传播、保存、积累与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全球一体化的基本动力,交往实践构成历史发展的基本内容。异化社会即“以物的崇拜为主导的普遍交换社会”是交往实践的异化,而扬弃异化、回归属人性是重构结构合理的交往实践。共产主义就是这种交往形式的产物。马克思晚年进一步指出:由于世界交往结构的不平衡性及其相互影响,全球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过程是多元的。可见,马克思通过交往实践观建立了宏大社会历史视域,超越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眼光”而直达当代。 交往理论在当代的历史汇合 在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立场上审视哈贝马斯对社会结构的“重构”,可以发现,这种重构消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为诊治“病理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开的“处方”,而将现实社会中主体的失落、人的物化简单归结到“理想的话语环境”的缺失上,这种重构只能是幻想。但可以肯定的是,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做了有益的尝试,他强化了交往在社会理论中的作用,深化了批判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从语言学维度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