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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志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电视制作是电视传播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人种志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电视制作研究。通过制作人种志研究，可以揭示真实的电视制作条件、方法与过程，揭示各种隐秘的束缚，展现电视文化霸权的微观过程。同时，本文对如何辩证把握人种志方法，发展电视制作人种志，进行了具体论述。 [关键词]人种志；电视制作；制作人种志；辩证逻辑 人种志（ethnography），就是研究者深入某个特殊群体的文化之中，从其内部描述和解说有关意义与行为的调查研究方法。它最早是由一些文化人类学家所采用，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博阿斯（Boas）等，它是理解某一地区、某一群体文化的解释性方法。人种志方法同样可以运用于当代社会，目前这种调查研究方法已经广泛地被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的学者所采用。 一人种志与电视制作研究 人类学与电影电视的联系早已有之，二者的结合发展为人类学的一个新的研究传统——影视人类学（visualanthropology），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不少助益；但人类学研究却似乎并没有为电视研究提供多大帮助，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在语言传播学领域，较早地引入了人种志研究方法，发展了人种志传播学。如果从其开创者戴尔·海姆斯（DellHymes）的研究算起，至今已有40年的历史。海姆斯通过运用田野调查法获得新鲜的第一手资料，考察语言在社区语境中的使用，以揭示适合于语言活动的模式，它把交流习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1]虽然名为“人种志传播学（交流学）”，但主要还是属于人种志语言学研究，聚焦于语言社区中某些特定的人群的语言、手势、动作等人际传播现象，它与语言的关系比与传播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与其说它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毋宁说它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更为恰当。 作为调查研究方法的人种志同样适用于大众传播研究，尤其是电视研究。在电视传播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一是编码（Encoding）；二是解码（decoding）。然而电视研究数十年来却一直延续了文学研究的文本研究传统，将研究的焦点对准电视文本，对两个重要的领域特别是编码领域存在理论上的忽视。虽然为了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不少研究者对电视生产制作领域也进行了研究，但局限于理论研究的学者视野，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主观映射式的研究。与此同时，这些研究把电视传播这一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静态化：传者——文本——受众。笔者以为，我们更应该从动态的角度进行研究：编码——传输——解码。传输是一个非常技术化的领域，是为编码所形成的文本提供一个通达的信道；而编码与解码过程的人种志研究，分别形成了电视制作人种志（ethnographyofproduction）与接受人种志（ethnographyofreception）（“受众人种志”这一概念为静态化的，因此笔者认为用“接受人种志”更为恰当）。在电视受众研究方面，运用人种志方法已经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麦金利对《飞越伯弗利山》（BeverlyHills）的受众研究，塔洛克对《神秘博士》（DoctorWho）的受众研究和詹金斯对电视迷(televisionfans)的研究。[2]人种志方法对于电视制作研究具有同样的适用性。约翰·塔洛克在对《神秘博士》的受众进行定性研究时就结合使用了“制作人种志”方法——为此，他曾于1983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拍摄现场、办公室和餐厅内度过了6个月时间。[3] 电视编码，即电视制作，与电视接受相比，是一个群体性更为明显的工作。“电视的制作在许多方面很像工业产品的生产。这是一个分工细致而又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很高程度的标准化问题，比如要重复使用某些特殊的布景。每个阶段的工作都要由熟练的专门人员去完成。……然而，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生产过程（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电视制作还需要强烈的协作意识。”[4]在整个电视制作过程中，涉及的东西极为复杂，不经过真实、深入的调查，不可能做出科学恰当的结论。以往那些对电视制作过程进行研究的人囿于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自然关系，往往只能把自身主观意识强加在这一过程之上。莱维—斯特劳斯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博阿斯曾邀请一位夸基尤特（Kwa-Kiutl）印第安人到纽约来作为他的信息提供者，而这个客人对摩天大楼和车水马龙的街道却无动于衷。他对那时在时报广场展出的小矮人、巨人和长胡子的女人，对自动售货机，以及对装饰楼梯底部的铜球都保持了他所有的求知的好奇心。他所感兴趣的都包含了他自己的文化，他试图在我们的文化的某些方面辨认出的也仅仅是他自己的文化。[5]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在潜意识中都拒不承认文化差异这个事实，宁可把与我们的生活所遵循的规范不符合的一切，统统逐出文化，退回自然中去。对于这种情况，布尔迪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