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遇专制,俱为奴才”.pdf

“一遇专制，俱为奴才” 梁启超《李鸿章传》写到结尾，将传主与古今中西人物 对比，其中一个参照系，即与李鸿章同时代的日本政治家伊 藤博文。其评语仅一段，言简意深，鞭辟入里，堪称至论： 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败论，自当右伊 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 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 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 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 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 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 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 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 能专为李咎者也。这段话在电视剧《走向共和》当中，曾经 现身，不过被改头换面。话说 1906 年初，载泽、尚其亨、 李盛铎等大清官员在日本考察宪政，拜谒伊藤博文。伊藤从 老同学严复——事实上二人并非同学——的遭遇说起，最后 谈到了李鸿章。 他拿起一本书念道： “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 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 李鸿章优于伊藤博文甚也。 ”顿了一顿，他告诉载泽等人， 此 书作者正是贵国满世界通缉的政治要犯梁启超，高才高论， 洞若观火，其高论恰在“假如二人易地而处”八个字。“伊藤不 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 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 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 专制，俱为奴才。”最后他大发感慨，热泪盈眶：“李中堂若 读得此论，当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 瞑目？”不得不承认，改编的台词，半文半白，朗朗上口，并 不逊色于梁启超原著， 尤其“举国人才，一遇专制， 俱为奴才” 一语，将问题上升于制度层面，则比梁启超高明一档。梁启 超的着眼点，犹在国运，殊不知国运的要义，一是人，二是 制度，李鸿章之才既然胜于伊藤博文——当然这个判断未必 站得住脚，以雄才与大略而论，李鸿章胜在雄才，伊藤博文 胜在大略，二人各有所长——中国却惨败于日本，原因只可 能出在落后的制度身上。说白了，不须等到日俄战争，甲午 战争已经可视为立宪与专制两种政体之战， 已经证成了“立宪 必胜，专制必败”的时代公理。 《李鸿章传》引西人之言云： “日 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可惜后面的诠释， 不 尽属实， 如称“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 视此事若专为直隶 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 亦空言而己”，这显然在抹黑大清， 当时各省出钱出兵， 不在 少数，只是有心无力，不堪一战。不过，如果就制度之争而 论，我则无比同意西人之论：日本举国立宪，中国距离立宪 最近的只有李鸿章等寥寥数人，他们推动中国前行的同时， 几乎举国（无论庙堂还是民间，无论清流还是民意）都在拖 后腿，两国作战， 以现代战争的标尺衡量， 一方是一个国家， 一方至多一个加强排，战火尚未点燃，胜负已经分明。这正 应了梁启超的话： “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 各国之战争， 其 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 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 假借者焉。 无论政治学术商务， 莫不皆然， 而兵事其一端也。 ” 立宪与专制之战，前者并非必胜，然而若论胜率，自然以前 者为大，高达十之八九。这背后最重要的因素，则在人力或 人才。专制国家，不能说没有人才，只是其对人才的摧残， 远过于对人才的生产。立宪国家，恰好相反。张学良口述历 史之时， 曾引国民党大佬王新衡的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