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行政过程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docxVIP

公众参与行政过程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建议思考 一、公众参与行政过程的发展历程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公众参与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而作为改革关键的行政体制改革，对这一过程的公众参与，则成为依法行政的不二路径。由此，公众参与获得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成为回应公众维权诉求、化解社会转型风险的最佳途径。 政治过程的公众参与在中国的民主体系中由来已久，主要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三大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及民主法治化战略的实施。“公众参与”这一话语的提出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要以扩大有序参与等为重点，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十九大报告则要求“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等。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对公众参与明确了基本要求：人民可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2条）。此外，宪法第27条、35条、41条对公众参与的进一步规定，为其实现提供了依据和保障。就其下位法而言，则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一是实体法，如《立法法》《环境保护法》《价格法》等法律或原则或具体的规定。二是程序法。体现为《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对公众参与程序的制度设计和细化。三是实践层面。在公共社会实践中，公众参与不断拓展。比如立法过程的征求意见、各种类型的听证会制度。从利益表达的形式看，座谈会、听证会、投票等传统参与形式与借助现代手段的意见收集、公益诉讼有序发展，提升了公众参与品质。 二、公众参与行政过程的现状及困境 （一）现状分析 1.参与时间：重事后而轻事前 现阶段的公众参与多为事后维权，就维权成本、组织化程度而言，难以实现效果最大化。而且面对权利的侵害，在与政府的谈判中很可能只关注表面的矛盾，从而导致简单的暴力冲突，失去谈判和商酌的可能。 2.参与领域：孤立的点而非面 过去几年里，尽管公众参与发生的频率不断加快，也不乏案例，然而却多呈现出“运动式”特征，缺乏横向与纵向关联，整体连贯性差。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多为政府的“临时起意”或“偶尔为之”，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制度规范。 3.参与方式：形式单一与范围界定不合理 具体实践中，参与方式局限于通过投票、问卷调查等征集民意方式，参与的内容和形式均受到限制，很难谈得上公众参与的效果如何。而且，行政机关对于参与形式的选择往往以容易达到预期作为衡量标准，甚至有时候进行操控，民众“被民意”“被投票”的现象屡见不鲜。 在参与范围上，存在着范围界定不合理、深度不够的现象。行政机关在参与程序设计中，一种情形广受质疑和批驳，即参与过程排斥真正相关公众，所遴选的代表不能切实反映被代表人利益诉求、各参与方配比不合理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全国各地的景区门票涨价听证，网络、报纸铺天盖地的评论反对提价以维护消费者权益，参加听证的代表却绝大多数表示支持。究竟怎样才是真正的民意，参与听证的范围如何界定等诸多问题值得深思。 （二）原因分析 1.公眾参与意识有待加强 公众参与意识仍然较为淡薄，对发生的公共和个体事件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视态度，丝毫不考虑当前对其他人权利的侵害行为有一天或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另外，不做出头鸟，指望别人维权自己分享成果的也大有人在。 对行政机关来说，自恃强权，对公众权利漠然处之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在各种政府拆迁工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存在某些个体的无理取闹行为，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行政机关违背正当程序，漠视、无视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发言权。 2.制度供给滞后及立法欠缺 制度供给方面，一是政府信息公开不足。行政机关以保密等各种借口拒绝公开、以己方好恶选择性公开的情况大量存在，导致参与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此情形以城市规划、价格听证为典型。二是公众组织化欠缺。大量公众参与未实现组织化或者组织化不规范。 另外，法律保障欠缺。首先，对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不够。就宪法保护而言，虽然我国宪法可以推导出公民有权参与涉及自身的公共事务管理，但宪法条文中却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就部门法而言，绝大多数部门法对公众参与规定过于概括笼统，缺乏实施细则，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其次，欠缺责任与回应机制。此以政府绩效评价最为典型。政府绩效评价在于通过公众监督对政府施加压力，并最终通过落实责任机制提高工作效能。而现实中绝大多数绩效评估成为了标榜政绩的作秀，真正发现问题、落实责任、提升效能的绩效评价少之又少。欠缺回应机制。参与——反馈这一完整流程并未形成，公众参与效果无从体现。尽管是征求意见，在实际决策中却并不考虑公众诉求，这将不可避免地挫伤公众参与的积极性，瓦解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