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权力主体及结构嬗变.docVIP

大学权力主体及结构嬗变 大学权力主体并不是固化不变的，它伴随大学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换。从大学主体扮演的角色来看，大学权力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市场）、大学自身、教师和学生等诸多大学利益相关者。历史地看，不同历史文化时期，大学权力主体的权限、地位、结构等不尽相同。从历史视角审视大学权力主体及其结构嬗变，有利于从根源上和本质上把握现代大学权力体系的建构问题。 一、中世纪：大学的工具性、权力主体的单一及其垂直结构 中世纪的历史文化很难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历史上称为“黑暗时代”，充斥着反动的农奴制、教会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等，科学文化发展迟滞。然而，就在这种宗教文化“迷雾”的笼罩下，却诞生了被认为是欧洲中古时期留给后世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中世纪大学。大学出现以前，西方的高等教育仅仅是教会机构（如修道院和大教堂）的“残存物”，修道士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随着历史文化的不断推进，教育的开创精神为居住于修道院外的牧师所发扬光大，他们在当时承担着管理大学外部世界的职责，深入城市生活，吸引不少学生慕名而来听课。由于学生规模日渐扩大，教堂学校数量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行会的组织形式，即大学的雏形。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环境的变更，为了培养满足复杂社会所需的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等，不得不兴建更多以行会为组织形式的大学机构。中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大学机构主要有2种类型：一种是“学生大学”，以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一种是“教师大学”，以巴黎大学为代表。两者最大差别在于掌握大学实质权力的主体不同。博洛尼亚大学最初是由博洛尼亚城学习法律的学生建立的行会组织，13世纪，学生逐渐获得了管理控制大学事务的权力，并在大学管理中第一次取得主导地位。学生通过学生会议制定相关法令与规章，管理自己的学习生活和调节内部关系。在大学内部，每个学生都有投票权和选举教师的权利。教师则由学生行会雇佣，他们的教学工作受到学生的严格管制，教师唯一享有的控制领域就是考试制度。从13到15世纪，由于教师薪金制的确立，大学的权力逐渐回落到教师手里，学生权力至上的权力结构由此解体。巴黎大学是教师主导的大学。它最初是由主教实质控制和管理，后来由于学生与圣母院教士的争执事件，获得了国王授予的特权证书。1215年，教皇特使取消了圣母院主事对巴黎大学的控制权，教师协会获得合法团体资格，并逐渐摆脱主教的控制，教师从此获得管理学校的权力，并拥有结盟权、罢课权、授予学位的专一权等；教师们按照一定的学术水准制定教学大纲，选择学生，对学生进行考核等。每位正式教师都有选举权，可以参加校长的选举，也可参与决定学校事务。中世纪大学是中世纪历史与文化教育的特有产物，尽管在宗教神权的桎梏中饱受排挤，但它仍“是相对自治的独立机构，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是经过不断斗争，由教皇、国王、诸侯及城市当局授予的，包括内部自治权、独立审判权、免除赋税及兵役权、学位授予权及到各地任教权、自由演讲权、罢教及迁校权，等等”［1］。作为封建神权的派生物，中世纪“大学基本上都是教会的婢女和附庸”［2］，具有浓厚的宗教性、王权性和工具性。若把中世纪大学置于当时文化环境背景下反思，可以发现：第一，大学权力主体相对单一，他们的权力及地位非常有限。从大学内部来看，主要包括教师和学生，他们把持着大学内部权力的运作；从外部看主要有教会、修道院外的牧师等，他们掌控大学外部的权力环境。第二，大学权力主体的关系结构呈垂直形态，即“教会—大学—学生—教师”与“教会—大学—教师—学生”两种自上而下的权力主体关系结构形式。两者的主要差异是：前者鲜明地突出学生在大学中的主体地位和领导作用，学生权力得到最极致的彰显，学生权力高于教师权力，学生与教师的关系是选举与被选举、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后者表明教师的地位得以承认和维护，教师权力得到教皇和法律保护，教师权力高于学生权力，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与前者相反。 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学的世俗化、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及其三角结构 14至17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表面上看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和再生，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不同于中世纪的新文化形态的诞生”［3］。中世纪，神学占统治地位，古代文化几乎消失殆尽。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罗马的经典要著与文化艺术重新传入欧洲，人们重新认识这种灿烂文化，导致了一种批判神学的思想形态诞生，即人文主义。由于人文主义、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哲学、经院哲学、自然科学、神学、宗教改革思想、空想社会主义、世俗政治思想等各种思想杂陈，引发了人类观念的颠覆性改变。人们极力去摆脱封建神权的桎梏，试图从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主流思潮中去获得自身的权力和利益。文艺复兴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动摇了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