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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反贫困视角的小额信贷利率分析 小额信贷利率定价现状及争议 小额信贷萌发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旨在为穷人提供信贷服务，帮助社会消除贫困。小额信贷的利率是金融机构和借款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信贷资金的配置，而且还会影响到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如何保证小额信贷在服务低收入人群、减轻低收入群体偿债负担的同时，保持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性，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小额信贷利率的确定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以央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二是以国家扶贫贴息贷款利率为基础；三是以商业利率为基础；四是以通货膨胀率为基础。从利率水平高低与发展模式上看，小额信贷的利率确定方式主要是两类：一是倾向于政策性扶贫的低利率，即用政府资金或捐款资金弥补因低利率所造成的亏损，维持信贷服务的持续性；二是倾向于商业化运行的高利率，即参考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以较高利率实现成本覆盖或盈利，保持信贷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据统计，政府扶贫贴息贷款的利率最低，大约在2.88%~7%之间；国际资助小额信贷机构的利率均值是12.95%；UNDP和世界银行的小额信贷项目利率接近20%；一些小额贷款机构的市场利率超过20%。学术界对小额信贷利率水平设置存在较大的争议，其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种：一是放开小额信贷利率有利于瞄准穷人，保障信贷服务的财务绩效。小额信贷需要识别穷人、帮助穷人、吸引穷人以及排斥富人，给予穷人进入信贷市场的平等权利。给小额信贷设置利率上限不仅抑制商业性信贷机构拓展农村业务，而且造成信贷资源的“价格洼地”，吸引有钱有势的富人与穷人争夺低廉的信贷资源。因此，放开小额信贷利率在短期内能够排斥富人通过寻租改变资金的流向，使金融资源流向低收入群体，并且从长远来看保障了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汤敏，2003）。二是保持小额信贷的低利率，减轻穷人还款付息的负担。这种观点认为具有扶贫性质的小额信贷的服务对象是低收入群体，高利率将加重穷人的负担，进而违背了其扶贫减贫的初衷。因此，需要为小额信贷利率设置上限，维持小额信贷的低利率，用财政贴息弥补利息缺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小额信贷的低利率政策弱化了其扶贫效率。第一，低利率的小额信贷让贷款户联想到政府救济，不愿意及时偿还贷款，使整片地区小额信贷的信用基础遭受根本性的冲击；第二，低利率吸引着中高收入群体争夺稀缺的信贷资源，使得信贷偏离服务穷人的初始目标；第三，低利率难以覆盖小额信贷的运营成本及风险，进而抑制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拓展业务的积极性。因此，社会各界对放开小额信贷利率限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尽管社会各界普遍呼吁放开小额信贷利率限制的问题，但是如何确定合理的信贷利率区间还存在争议。 小额信贷的合理利率边界分析 （一）市场供求下小额信贷利率的上限小额信贷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状况是小额信贷资源稀缺性程度与论证小额信贷高利率合理的重要依据。根据统计，我国现有农户2.3亿户，有贷款需求的农户约为1.2亿户，其中获得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的农户数超过78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3.2%，占有贷款需求农户的65%（周兆函，2010）。2007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共给农户发放1.2亿元小额贷款，国家开发银行发放小额贷款508亿元，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给农户发放2100亿元小额贷款（杜朝运、范玲玲等，2009）。相比较而言，我国小额信贷供给依然不能够满足农户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此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农村地区，把农村地区的储蓄资源投入到城市经济建设中，进一步加剧了农村金融资源的短缺。因此，在二元经济下，农村地区信贷利率较高是资金资源供不应求的自然结果。作为反贫困的工具，不论是正规金融机构还是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利率的上限，应该不能超过本地区资金市场自发决定的自然利率水平。从某种角度上说，小额信贷的利率低于农村的自然利率水平，就是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有利于降低借款人的偿债负担。（二）成本约束下小额信贷利率的下限尽管小额信贷并非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合理的信贷利率水平能够覆盖各种成本，保持信贷机构经营的可持续性。我国小额信贷的主要目标就是扶贫减贫，消除极端贫困与饥饿，从而把利率设定在较低水平。但是，低利率势必造成信贷资金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信贷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随之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后者不得不依赖社会捐助、财政贴息及转移支付维持生计。事实上，小额信贷低利率设计终究偏离市场均衡，一旦失去外部援助小额信贷机构很快就会陷入财务困境。因此，在保持小额信贷机构财务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轻贫困，是实现小额信贷“双赢”目标与回归信贷均衡的必要手段。从这个层面上说，小额信贷的利率下限应该是覆盖包括经营成本、机会成本、风险溢价在内的各种成本，从而维持信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