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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教学文化取向研究 摘要：“大文学观”倡导走出“纯文学观”的狭小天地，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化存在，把文学放在宏观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以“大文学观”视野和思维来改革和创新大学语文教学，将使大学语文课增添无限生机和活力，尤其充盈着浓郁的文化情趣，从而成为真正有文化、有趣味的幸福课程。 关键词：大文学观；大学语文；文化取向 大学语文作为高校普遍开设的一门人文基础课程，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但重要却不受重视。其原因除了因为大学语文不是“专业”课外，更主要的是由于目前的大学语文课大多缺乏新意，仍然像应试教育下的中学语文教学那样，总是在字词、语法、修辞以及作家生平、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色等上面打转，把内涵丰富的文学作品拆解成了众多的知识碎片，而唯独缺乏“文化”品位，让学生听起来味同嚼蜡。鉴于此现状，有必要以“大文学观”视野来改革和创新大学语文教学，让大学语文课成为有文化、有情趣的幸福课程。 一、“大文学观”的倡导和涵义 我们今日所称“文学”，其实是源自西方文论的“纯文学”概念，它在一般情况下只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几种审美文体当作文学，如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学”所下的定义就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这种文学观念被称为“纯文学观”而被中国学界普遍接受。“纯文学观”以现代科学理性发掘了文学区别于其它学科的独特之处，即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特性，也就是文学性，强调了文学作为学科的独立价值。但另一方面，显而易见，这种源自西方的“纯文学观”与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杂文学观”相抵牾，所谓“杂文学观”，就是提倡文、史、哲不分家，不仅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审美文体属于文学，举凡经学、史学、诸子哲学乃至文字学等都属于文学的范畴。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中国文学研究者尝试着对纯文学史模式进行调整，主要表现为调合西方“纯文学观”与中国古代“杂文学观”的冲突，从而提出了“大文学”概念。如傅璇琮先生在其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含著作5种，现代出版社1990年出版）总序中说：“应该打破文学史研究的、旧有的狭隘格局，开阔视野，把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史相邻学科的间隔。”陈伯海、董乃斌两先生也在他们主编的《宏观文学史丛书》（含著作7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序中强调要“更注重于宏观研究所必备的整体思维条件，也就是不把研究对象孤立和割裂开来看待，却是视其为有机构成的整体，力求把握其内在的血肉相连的贯通脉络”，并“就文学与某一相关的学科领域展开交叉性研究”。这些著作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大文学”观念的研究思路，那就是：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化存在，以原有的“纯文学”界定为内核，以文化相关性为原则扩大文学研究的边界，把文学放在宏观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从而打破“纯文学观”长期坚持的文学内部研究；在方法上强调跨学科交叉研究，举凡史学、经学、哲学、理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以及舞蹈、音乐、美术等都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切入点，文学与这些学科的关系都可以进行探讨。[1]当然，首先明确提出“大文学观”这一概念并进行理论阐释的是著名学者杨义先生，他认为中国文学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并称之为“文学三世说”：“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的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2]“大文学观”的涵义，就内含于“大”和“文学”二字之中：“一方面，它以‘文学’二字，标志着汲取20世纪引进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实践结果，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和学科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它以一个‘大’字，标志着对20世纪纯文学观念的实际性超越，走出纯文学观，看取无限广阔而丰富的人文存在，超越在提纯过程中对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的人为阉割”，合而言之就是，“大文学观去纯文学观的阉割性而还原文学文化生命的完整性，去杂文学观的浑浊性而推进文学文化学理的严密性，并在融合二者的长处中，深入地开发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3]要之，“大文学观”强调把文学和文化作为一个生命整体来看待，以丰富多彩的文化存在和宽阔的文化视野来研究文学。 二、“大文学观”对大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大文学观”提倡把文学放在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以博大的文化胸襟和独特的文化视点对文学进行研究，对当下的大学语文教学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首先，“大文学观”倡导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可以为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创新提供新的思维和视野。因为“纯文学观”提倡“纯”而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