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课堂教学的制度性思考.docVIP

大学课堂教学的制度性思考 片面强调专业性也是现代教学的一个误区。专业越分越细姑且不说，即使是反对者提倡的通识教育也堕入到这种思维中。比如，中山大学博雅教育的初衷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然而它又局限地认为专业越全面，学生的发展就越全面。因此，虽然博雅教育反对当下的专业教育，反而它又成了更加专业性的教育，不同之处，就是它强调的不是一种专业，而是多个专业的“大集合”。实际上，用四年时间想要融会中西各种经典，即使是业界的知名学者都难，何况刚进入大学的学生，这种教学的结果只能使学生养成眼高手低、妄自尊大的毛病。笔者在课堂教学时也发现，学生对专业性教育要么是毫无兴趣，要么是才一知半解，就对教师的讲述不屑一顾，这都导致了学生在课堂不能专心致志地听讲。现代大学课堂的教学方式并不利于师生之间的交流。早在上世纪20年代，毛泽东就发现课堂教学的这种弊端，认为：“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行为罢了”。当时学校的弊端，到现在发展得更为显著。同时，教师评价体系也高度功利性，即使是对教学的考查，也以发表教改论文为标准，量化式科研迫使教师不得不减少本应该花费在教学上的精力，从而大大削弱了教师对教学的热情，加之学生对非技术性课程的漠视，师生间的距离就更加被拉大。另外，现在很多教师过度依赖PPT等多媒体技术，以致很难走入到学生当中，学生也就乐于躲在教室的角落里自行其事，在上百人的大型课堂中这种情况表现得就更加明显。教学内容的平面化也是现在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现实中看，学生的性格、气质、爱好大多都不相同，在大学以前奠定的知识水平也不尽相同。而课堂教学由于师生之间互不了解，加之教学方式陈旧，教师的讲义只能针对某一水平的学生，并不能适应所有学生，因此教师根本无法因材施教，教师所乐教，未必是学生所好学、所能学。水平高的学生对自己熟知的内容往往不屑一顾，而听不懂的学生当然是一片茫然，这样下来，接受者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这一少部分很容易被大部分人的情绪所影响，久而久之，最终便造成整个课堂的厌听、厌学气氛。 传统书院在教学方面的优势 相对于现代大学课堂教学在上述几个方面的不足，传统书院表现出了它的优长，笔者将其总结如下：相对于由功利导致的现代学校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的断裂，中国传统书院目标极为明确，所有的知识都指向人格的培养。宋代理学家执掌岳麓书院，指出书院教育不是为了“决科利禄”，而是要起到“成就人才，传道而济斯民”的作用。古代的书院基本都有学规，很多学规既有教育理念的阐释，也包含了对教学方式的规定。比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就将人格培养作为终极目标，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及“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等作为具体的修养方法。这样，传授、学习知识与人格培养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传统书院是“通才教育”，教学内容于四书、五经、史传、辞章、典章制度靡不涉及。然而如此广阔的学习范围，仍不至于散乱，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指向了人格的培养。在朱熹看来，读书应该先从《大学》开始，然后《论语》《孟子》，最后再到史传、辞章、典章制度，认为这是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序列，强调不能变乱知识的“难易、远近、大小”顺序。朱熹特别反对毫无章法的广泛涉猎，在其看来，“若务求多，则反不曾读得”。在主张“循序渐进”的同时，朱熹还强调要“涵泳”，亦即对所学的知识进行消化、融贯。只有这样，才能使知识积累虽然多，却又有条理，从而最终有益于人格的提升。书院基本上实行住院制，师生们长年在一起生活，同时，书院招生规模一般都很小，即便是受到官方资助的大型书院如岳麓书院，在清嘉庆四年只有正课68名、副课70名，总共138名学生，而由岳麓书院发展而来的湖南大学现在却有学生三万余人。很多私立性质的书院制度更为宽松，教师与学生基本上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同时，由于书院规模很小，师生交流很频繁，因而彼此也有很深的感情，这些从书院师生之间的诗歌酬唱中很容易看出。书院没有正规的课堂教学，也没有特定的学习年限，自由研究是书院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就具体的教学形式来看，主要有考试、讲会、诗会等，多种方式交叉，使书院教学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不同的学生，可以适应不同考查方式，比如有人会在考试中名列前茅，有人会在讲会上夺人先声，有人会在诗会上一展身手。由于书院规模小，师生之间交流频繁，尤其是讲会中师生互相辩难，有更为自由的交流，而不是像现在上课铃声响了才来、下课铃声一响就走，一个学期下来，师生之间还形同陌路。 书院模式引入的制度性构想 书院模式引入大学课堂，当然不能照搬，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也必须有教育理念、教学评估指标作相应的配合，总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然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作为教师，笔者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些初步设想，至于教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