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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人文精神内涵探析 一、古典大学人文教育阶段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精神内涵 夏、商、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以“明人伦”为首要任务，通过习孝来培养道德，通过习射来增强军事实力，通过习礼来规范人的言行，通过习乐来陶冶性情。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官学的崩溃，私学的兴起，教育的明显变化是养士制度的建立，进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家、教育家的论述及实践充分体现了教学的人文属性。如孔子（前551—前479）首倡“有教无类”[1]，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子”，并对“君子”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一方面，君子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坚强的道德信念，要谦虚谨慎、言行一致，如“君子怀德”“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2]。另一方面，君子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治理政事的才能，并善于选任贤才，如孔子在回答子路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君子的时候，他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3]。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选择的教育内容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并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实施教育。孔子以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为目标，重视人伦道德，主张天人合一，提倡“里仁为美”“敬事而信”“为政以德”的教育思想，对我国人文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育著作中也充分体现了教学的人文属性。《学记》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体系较为完整的教育专著，强调人的可塑性和教学的重要性，指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从教育目的出发，对学校教育制度、教学原则以及教学方法方面做了详细论述，尤其注重学业考察和道德养成。《大学》开篇就道出了其宗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使人怀“仁、义、礼、智”之德，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达“止于至善”之境。大学之道是一种人文教育理念，以高扬人性、纯化人格为起点，以建立仁治国家和太平天下为归宿[5（]P.169）。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是有道德意识的人，是有创新精神的人，是臻于完美境界的人，对后世具有大学性质的太学、学宫、书院、学堂、大学等影响深远，同时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古典人文教育集中体现为“化民成俗”，重视教育培养人的重要作用，倡导“教学为先”；教育对象是每一个求学之人“，自行束脩以上”即可从孔子那里得到教诲“，农与工肆之人”可被墨子培养为“兼士”“，人皆可以为圣贤”；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或“贤人”，强调以“仁、义、智、信”为核心的道德品质和以“礼”为核心的规范意识的培养；教育内容上以经典著作为主；教育方法上主张“因材施教”，依据不同人的实际情况给予教诲。在其导引下，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为个人的德性和善，虽然在教学中对人的德行培养有着时代局限性，尤其是重视封建礼教和统治阶层的需要而忽视人的主体性，但这一时期的语文教学更多的是关注语文的人文性而非工具性，其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对此后乃至当前的语文教学仍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二、近代大学人文教育阶段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精神内涵 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渐深化，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分科观念及分科体系传入中国，传统经术不足以经世致用，在“通经致用”“学以经世”的观念支配下，为了济世，必须寻求有用的“经世之学”，西方“富强之术”及这些方术背后的“格致之学”逐渐受到关注便是自然而然之事了。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积极主张学术界、教育界应该注意研究社会的现实问题，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新学风，要求人们从繁琐的考据学中解放出来，敢于自由思索，参与现实的政治斗争。资产阶级维新派憧憬平等与民主，以人民之幸福为指向，对清末教育产生了冲击。康有为认为发展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根本途径，主张变科举、兴学校，培养变法维新人才，在《大同书》中提出了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认为在大同世界中，没有国家和家庭，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人人有参政权，人人参加生产事业，全人类都能过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的幸福生活。梁启超从变法图强的目的出发，主张兴办政治学院，以培养通晓“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的“救国良才”。严复反对旧学，提倡西学，主张“教育强国，开启民智”，目的是发展工业，变法图强，造福人民[5（]P.205）。洋务派新办了语言学堂、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对西学的传播起到了启蒙作用。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他要求人们“知耻“”知惧“”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6（]P.215，P.216）其教育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