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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哲罗普洛斯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特别是后期电影，深入挖掘旅行主题，集中探讨国界问题、边界以及流放主题。安哲罗普洛斯对边界的看法表现了他的左翼政治观，一种乌托邦精神。在他的乌托邦里，没有强制的边界，交流不被人为地压制。 [关键词]国界边界难民 安哲罗普洛斯电影中的国界问题的背景是欧盟在八十年代签署了《申根协定》，规定在欧盟国家内部取消国界，此协定在1995年全面生效，1998年，希腊也参入协定，造成希腊边境涌入很多其他民族的难民，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希腊一大社会问题。安哲罗普洛斯声称，“在处理国界、混合的文化和语言、被遗弃的难民等题材时，我试图创造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开辟一条新路。”在安哲罗普洛斯看来，任何边界——地理上的、政治上的、民族的、时间上的、心理上的或艺术上的——都是一种缺乏，是一种对交流、沟通和理解的强制性阻止。萨尔曼·拉什迪(SalmanRushdie)认为国界是“人类分离的自我的物质明证”，不可避免地，国界是匿名的。非人的和顽固的。安哲罗普洛斯对国界作了多处极简主义式表现。比如在《永恒的一天》里，国界是一张巨大的铁网，矗立在白皑皑的茫茫雪原上，人，则被缩小为一个个黑色剪影，根本看不清面容，被剥掉了尊严甚至价值，爬上铁丝网上，凝视他们去不了的国界的对方。国界处在无垠雪域中，暗示国界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因为它将无名之地与无名之地分割开来；在《雾中风景》里，国界是一片漆黑的恐怖水域，水边树立着瞭望台，两个孩子想划船到达想象中的德国，一束强烈的探照灯光扫过，紧接着枪声响起；《鹳鸟踯躅》里，国界是一条白线，旁边仍旧树立着瞭望台，卫兵警惕地注视着抬起一条腿的上校，只要他将脚落到线外，随即听到的也将是枪声。在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里，边界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毫无自由的希望，只有随意性和贫乏，边界是极不人道的。拉什迪说，“边界是使人清醒的警报，在边界，我们无法回避事实，日常生活中的保护层被剥去，保护层让我们远离世界严酷的现实。在边界，我们遇到的都是事实。”影片中，上校站在国界线边。抬起一条腿，他告诉记者，只要他踏到线外，他就到了另一个国家，而且紧张注视着他的边防士兵很可能开枪。国界不但不实施人道主义保护，而且神秘化和妖魔化他国。只要国界存在，他国就永远以他者身份出现。拉什迪甚至模仿阿基米德名言来讽刺国界：“给我一条线，我就可以给你争端”。 安哲罗普洛斯鞭挞国界的荒谬本质，在处理跨界主题时，以流放作为行动基础，流放则是离家和回家之间的状态。安哲罗普洛斯对流放的理解是，流放与其说是一种外在的状态，不如说是一种内心的状态。正如《尤利西斯的注视》里的台词“我们已经跨过多少边界，但我们还在这里，还要跨过多少边界我们才能到家?”《流浪艺人》是历史、身份、旅行和流放主题的交错，是对流放的本质的一次审视，这些巡回演员视自身为自己国家里的难民，注定要在剧烈震荡的土地上徘徊，没有归家的可能，家已经成为他们神秘过去的一部分。巡回剧团的流浪状态就是外在的，首先，他们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奔走于各地，没有稳定性；而后，希腊的政治动荡，以及希腊社会在转型期遇到的尴尬，让他们不知道家在哪里，只能无尽的流浪。十三年后，这个剧团出现在《雾中风景》里面，他们依然到处流浪、演出，家只存在于记忆和想象中。 边界和流放的主题继续存在于《永恒的一天》中。Alexander一生为自己和他人设置了无数边界，是一个安哲罗普洛斯所谓的“内心的流放者”典型。在最后一天，他试图破除这些边界。他来到女儿家，意外地读到亡妻安娜的信，她在信中哭诉自己的爱和痛苦，她无法跨越Alexander设置的心灵界限，无法触及他的孤独。这封信让Alexander沉思过去。他希望和过去得到和解。接着他碰到给他擦车窗的阿尔巴尼亚男孩儿，擦窗是一个隐喻，男孩儿擦掉他心头的阴霾，清晰他的视野。他两次救男孩儿，第一次从警察手中，第二次从人贩子手中，这可以说是Alexander第一次这么激烈地和他人联系起来。在最后一天，他跨越了人生的边界。安哲罗普洛斯善于打破叙事和电影的界线。比如，过去和现在的界线、自我和他人的界线、真实和幻想的界线、历史和记忆的界线。一部电影里的人物、名字和情节毫无破绽地流入另一部电影，模糊电影与电影之间的逻辑界限，一部电影不是一个封闭的、具有边界的单独体，而是与其他电影融合在一起的。例如《雾中风景》中，Alexander问姐姐Voula，什么是边界，姐姐无法回答。但是这个问题便成为下一部电影《鹳鸟踯躅》的主题《流浪艺人》里的剧团再次出现在《雾中风景》里，而且人物的年龄跨越是合理的，剧团成员都老了十几岁，小孙子长大了，成为后一部电影里的青年主角。安哲罗普洛斯告诉记者，说他不清楚他的电影何时结束，他从来没有停止追寻，他认为他的电影总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