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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宪法监督的基本认识 本文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已经就宪法的实施监督做了很多有益地论证，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建立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关和监督制度的各种各样的设计方案。正如林来梵教授所言：“在当下的我国法学界，有关‘宪法监督’或‘违宪审查’的著述，已有汗牛充栋之观。”,%-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我国宪法监督毕竟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这或许是火候不到，或许是理论论证还不充分，但不管是哪种原因，都表明宪法监督问题尚有充足的理论论证空间。本文拟就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几个基本认识问题加以论述。这些问题可能与具体的制度设计关系较远，但是，在对这些问题取得清楚、准确的认识之前，建立宪法监督制度是很困难的，即便能够建立，能否有效运作也是令人怀疑的。 一、人性———激情还是理性？ 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曾明确指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或多或少地有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此言如果仔细推敲，似乎有夸大其词之嫌，但是，如果用于形容人文社会科学则极其恰当。既然宪法是国家创制的，归根到底是人创制的，那么，宪法价值的发生就必然有其人性基础。我们只有从人性的视角去审视宪法价值，才能科学地揭示宪法价值的本质。首先，要肯定人是激情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讨论人治和法治哪一个更可取的问题时，就对此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他对自己的问题予以毫不含糊的回答。“看起来，给法律赋予权威就是仅给上帝和理性赋予权威；而给人赋予权威就等于引进了一个野兽，因为欲望是某种具有兽性的东西，即使是最优秀的人物，一旦大权在握总是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法律是摒绝了激情的理性。所以它比任何个人更可取。”这段话的意思后来凝结为哈林顿的名言“：要法治的政论，不要人治的政府。”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也明确指出“：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汉密尔顿则说“：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瘪三，他的第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其次，要相信人的理性。古希腊的哲人早就说过“人是理性的动物”。汉密尔顿在说服美国人民接受联邦宪法时指出，人类社会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美国宪法的制定和实施，使长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二百年后，另一位美国宪法学查尔斯安德森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如果人类的选择和行动是值得重视的话，这些结果必须是从意图、努力和计划而得来，而不是从碰巧的运气和幸运得来。”对此，马克思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与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目的的。”由此可见，人性既非本善，亦非本恶，而是两者兼而有之。而人类的种种规则和制度就是在这种欲望与理性的交汇中产生的，以宪法为基础的宪政则是用人类理性来抑制其非理性因素的特殊装置。 二、政治权力———自律还是他律？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权力”一词都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对它的含义和适用标准始终存在着争议。正是从这种争议中，我们可以逐渐认清权力的特性，并掌握其运行的规律。首先，权力是一种在人际关系表现出来的影响、控制他人的能力。这一点可以从许多著名的权力定义中得到印证，如托马斯?霍布斯的权力定义为“取得某种未来具体利益的现代手段”；伯特兰?罗素认为“，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马克斯?韦伯则把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当代美国纽约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丹尼斯?朗在其名著《权力论》一书指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其次，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是在于人们的利益。权力本身不是目的，权力的目的在于形形色色的利益。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政治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政治学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决定权势的基础是在那些为了分析目的而选用的价值中所占有的份额。有代表性的价值是尊重、安全和收入。”第三，权力的运行具有扩张性。由于权力的基础是利益，而这种利益又必需通过人际交往来实现，因此，无论是为了防卫他人的侵犯，保护现有利益还是为获取更大利益，都使得权力天然具有主动性和扩张性。对此，历来许多思想家都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孟德斯鸠对权力特质的经典性论述是人们所熟知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德国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威廉?冯?洪堡曾经指出“，人有一种欲望，即他总是想超越合法为他们划定的范围，去干涉他人的领域。”权力的这种特性，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