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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一、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内涵与基本目标界定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是中国特有的概念，而且公共服务是中国广播电视的基本职能之一。自1978年以来，我国广播电视业一直处于变革进程，但从产权意义上来讲，其产权都是国有性质。从具体的运作模式来看，均采用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因此其承担着三重身份：一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存在，保证党和政府声音的传达，发挥舆论引导的功能；二是作为事业单位而存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共利益；三是作为市场主体而存在，通过商业运作获取商业利益，在市场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因此，在我国，广播电视既承担着做好党、政府和人民喉舌的社会职责，又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提高国民素养、推动文化发展和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在市场上谋求生存和发展。所以，公共服务——满足公众信息需求、提高国民素养、推动文化发展只是其基本职能之一，不是唯一的重要职能。也正因如此，在1978年之后的41年，尽管从传输网络覆盖的层面来看，我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基础在不断增强，但从内容供给的层面来看，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商业利益的冲击。那么，当前正在推进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何在？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所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和政策导向，笔者认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构的基本目标可以归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普遍服务，即服务的均衡性。这主要体现为促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保障特殊群体，如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村留守人群等的基本文化权益。这既有赖于广播电视基础设施覆盖面的进一步拓展，也有赖于广播电视内容产品人文关怀品质的提升——而这一目标，单纯依靠逐利性的商业化运作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既要考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又要考虑部分群体的特殊需求以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优质服务转变，实现普适性和个性化服务的有机统一。第二，优质信息，即提供优秀的广播电视作品。这里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传播的内容要符合国家的基本政策、法律和社会的基本伦理，不传播低俗、猥亵、不健康的内容；二是要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文化产品，更好地起到满足公众基本文化需求、提高国民素养、推动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第三，多元供给，即所提供的产品在立场、内容、表达形式、传播方式等方面体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进而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或满足同一群体的不同需求。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公众的信息需求日益多元和广泛，传统、单一的传播方式、传播平台和传播内容日益呈现出与公众需求不匹配的态势。因此，多元供给应成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内容、形式的多元供给必须建立在普遍服务的基础之上，没有目标对象的广泛性，没有目标对象的多元化，没有实实在在的用户意识，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多元化。普遍服务、优质信息、多元供给是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应当以其为目标来推进。那么，全新的政策语境、媒介生态和社会语境如何？该语境究竟是否有利于这些原则和目标的实现？其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推进模式和改革方向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内在影响？本文将分别对政策语境、媒介生态和社会语境进行分析。 二、全新的政策语境：公共服务上升到体系建设的高度 我国广播电视的产权为国有，这就决定了其基本职能之一是提供公共服务。1983年，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了“四级办广播电视”的方针，推动广播电视中央、省、市、县四级覆盖，市、县级广播电视主要转播中央和省级电视节目，也可以自办节目，共同覆盖各省市、自治区和边远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的广泛性。因此，“四级办电视”可以被看作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开端。与此同时，1983年中央37号文件确定我国传播媒介应“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从这一年开始，传媒实业界积极探索商业化运作模式，推进媒体的产业化。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我国广播电视传媒的经营范围日益拓宽，产业化程度日益加深。1996年，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时明确指出：“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要在搞好宣传的同时搞好经营。”这标志着传媒的双重属性理论转化为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正是在这一政策导向下，传媒业的商业性日益突出，娱乐、影视节目所占比重日益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其公共服务职能——各级广播电视机构开始弱化收视率较低的公共服务节目，甚至实行收视率末位淘汰制，农业、科教、健康、法制、公益、文化类等与公共利益、国民素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