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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部署。其中，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契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围绕民族区域经济、乡村法治建设、基层组织体系、风俗文化等探究民族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帮助民族地区缓解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阵痛”，创新民族地区治理体系，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党的十九大以来，“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着力发展农村经济。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我国广大农村有了长足发展，农村现代化建设成为党和国家新的战略任务。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散乱，且多聚居于乡村，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形成了独特鲜明的民族文化。只有将实现广大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普遍性与民族地区文化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才能深入探究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为实现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思路。1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参与因素1.1 民族区域经济乡村经济决定乡村治理的模式和走向。我国少数民族多分布于落后、封闭的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于国家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带来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青壮年劳力持续流失等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导致乡村治理陷入泥沼，加剧了乡村经济的落后。1.2 法治化建设“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三治”中的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支撑，是民族地区乡村实现善治的重要保障，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推手，是实现乡村振兴、完成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1.3 基层党组织体系坚持和加强党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1.4 民族文化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深受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是随着民族变迁和发展逐渐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地方性价值规范，是长期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整体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对其内部成员的心理和行为都有一定影响2 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阻碍2.1 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农民主体性权力缺失民族地区乡村地理位置偏远以及自然环境恶劣，导致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许多经济扶持政策难以落实或落实效果不佳。乡村经济发展缓慢，加上地方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工作理念，使得城乡区域发展极不协调。农民难以获得经济收益，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降低，因而大量流入城镇。地方政府在乡村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忽视了农民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及与政府、企业平等参与经济建设的权利。2.2 法治观念淡薄，传统规范与现代法治相悖中国乡村特别是民族地区的乡村依旧是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熟人社会”，基于数千年封建制度的“人治”思想根深蒂固。特别在有些民族地区，以族老、寨老等“精英”模式为主导的传统权威治理仍占据主导地位，造成人治观念强于法治观念的现象。这使得基层干部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淡薄，无法形成依法行政的工作作风，也使得乡村村民不适应现代法治，缺乏对现代法律的科学认识，遇到法律纠纷时，只懂得寻求传统权威的帮助，丧失了向法律寻求庇护的意识和能力。此外，少数民族地区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诸多带有地域性、民族性的地方性知识。这些地方性知识会渗透于乡村社会秩序规范中，也体现于个体、组织的运行规范中，通过日常行为习惯、村规民约等形式表现出来2.3 宗族势力强盛，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后我国民族地区乡村受封闭、自给的小农经济以及“家天下”的宗法制度影响，形成了以“家”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农民交往围绕着血缘和家庭，对于族系关系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宗族势力长期参与并主导乡村治理。一方面，宗法制度有利于提高乡村村民的凝聚力，一定程度上提高精耕细作农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宗法制度会在一些利益问题上“抱团”，排斥党的领导，使基层党建工作难以开展。2.4 文化治理过度行政化，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脱节一个地区长期积淀形成的文化往往内化于当地的社会秩序规范中，地方公共治理也被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3 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举措3.1 尊重农民主体权利，促进民族地区城乡经济协同发展农民回归主体地位、各利益群体利益协同、体制与具体操作程序协同，是公共选择下的少数民族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意义3.2 培育法治精神，引导传统规范与现代法治相结合法治是基层自治的指引，其作用在于确保基层治理规范有序3.3 建立多元主体，创新基层党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摆脱政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