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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教学案例】慈善事业学校：一场苦涩的试验（上） 摘要：复兴学校位于安徽省利辛县，农村青年杨华因不满当地孩子严重厌学失学的情况，愤而办起了这所不收学费的学校。为了发展，杨华先是找来了三位大学生做老师，后来又求助于《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也带来了具有职业经理人背景的网络志愿者——后来的筹备委员，他们和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决定以现代慈善事业管理制度管理该学校。随着合作的深入，筹备委员会和志愿者、外地志愿者和当地教师在管理方式、教学方法以至于生活方式等方面爆发了全面冲突，虽经各方积极沟通，但是矛盾仍然愈演愈烈，以至于第一任志愿者校长另立山头，第二任校长伤心离去，当地教师抢夺校长公章，筹备委员资金断裂，委员隐身网络不再出现复兴学校的试验以失败告终。 2003 年 3 月，安徽省涡阳县高公镇吕湖村。曾经因为参与创办了我国第一所非公办、非民办慈善学校“复兴”而全国闻名的北大学子殷永纯，站在原吕湖村东方红小学——现在的复新学校三层 8 间的教学主楼面前，百感交集。遥望利辛，想到自己的理想、学生的期盼、兄弟的反目，不得已出走，不禁又一次问自己，我只是想让像我一样的农村孩子可以接受教育，懂得自尊与自爱，如此简单而已，可为什么实际做起来就这么难呢？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一、让人不能释怀的利辛 利辛县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在安徽全省处于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的四类地区中的最末位。由于人多地少，利辛 70%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为推动经济发展，利辛县专门成立了县劳务经济发展局，鼓励广大农民走出去务工挣钱，到 2003 年，利辛的劳务收入占GDP 的 40%以上，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随着民工潮的兴起，利辛留守儿童现象随之出现。在利辛，90%的学生家庭有人在外务工，其中父母一方外出打工的约占 50%，双方外出打工的占 45%左右，寄养在亲属家中的约占 5%，极少数独自生活。父母无法或无力对孩子进行教育，导致许多留守儿童情感缺失、叛逆社会、胆怯自卑。而据安徽省教育厅的调查，农村学校教师普遍年龄偏大、知识面窄，相当一部分教师教法陈旧、观念落后；同时工作量繁重，但收入偏低，在教书的同时还要依靠农种来补贴收入，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更由于劳务经济的兴起，新的读书无用论、学校就是托儿所等论调尘嚣泛起，农村学生厌学失学情况严重。 二、殷永纯和筹备委员会 殷永纯，1977 年出生在陕西咸阳乾县一个小村庄，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种地，是一个典型的贫穷农家。他说自己初三时还是个问题孩子，整天混日子，一位叫王贞珍的英语老师改变了他。殷永纯至今还记得王老师的评语：“你是埋在地下的一块金子，总有一天你会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我还是金子？”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拼命学习。殷永纯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定考上大学，考进全省前五名， 这个目标在学校里成了一个笑话。但最终笑话变成了现实，他以陕西省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法律。1999 年毕业后，他先后换了好几家单位，但无论在哪里，都感觉找不到自己生命的支点和精神家园——作为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他总想有机会能为老百姓做点有意义的事。 复兴学校筹备委员会建立之初有 7 人，衡理、正弘、蝴蝶花、狐狸、阳光姐姐、赵鹏、殷永纯等，形式上类似于一个基于网络的虚拟组织，各有分工、各司其职。除殷永纯外， 他们之中有公司白领、博士，还有美籍华人。经常到学校实地指导，参与会议讨论并进行 管理的是衡理（衡理任职于上海，有十几年香港职业经理人经历的他是环保和户外活动的 热心人）和正弘。大家商定，筹委会的设立是进行事务性支持和制衡性监督，等一年筹备期满后，自动过渡到学校董事会，最终希望搞成一个类似基金会的组织。 在运作制度上，筹委会的底限是所有的公益性事业，只要面对社会公众发生金钱的收支，都应当有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在资金流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当双向确认，一定会计周期以后还要请外部注册会计师出具查账报告。衡理的一句话掷地有声：有账才有钱，否则一切免谈。比起单纯的教书育人，慈善资金的保障才是学校生存的根本。 三、香港与内地慈善制度比较 香港在慈善事业发展制度层面上借鉴了大量国外非政府组织的成功发展模式，如在慈善组织内部自律机制方面，香港慈善组织建立了科学的治理结构，仿照公司的模式，设立董事会与理事会，并实行分治。其中董事会负责决策，理事会负责执行，同时在决策机制上还提倡民主。组织做有明细的账单，区分筹款与行政经费，通常两者分开募集，严格规定行政经费所占比例。账务透明公开，使捐赠者能够清晰地了解各人所捐额度以及花费情况。因此，香港的慈善组织在市民中普遍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反观内地，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统包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公民慈善观念落后，社会资源动员能力比较弱。由于慈善公益机构分工不合理、慈善筹款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