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文献】试论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辅导员队伍结构流变.docxVIP

PAGE 19 试论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辅导员队伍结构流变 摘 要：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发展阶段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辅导员工作带来挑战的不同，致使辅导员队伍从“正金字塔”式结构向“橄榄”式结构再向“倒金字塔”式结构流变。根据流变的趋势、动态、规律、方向，构建从宏观到微观、从外部到内部、从客观到主观的系统化策略体系，助推辅导员队伍结构的流变，则可实现辅导员队伍结构的优化，加强和改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 辅导员队伍 结构 流变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给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更带来严峻挑战。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1]，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对辅导员队伍结构的历史予以回顾、现状予以审视、未来予以展望，从而把握辅导员队伍流变的结构、趋势、动态、规律、方向等关键性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从宏观到微观、从外部到内部、从客观到主观的系统化策略体系，助推辅导员队伍结构的流变，实现辅导员队伍结构的优化，从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相关特征的尝试探讨 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发展阶段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辅导员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致使辅导员队伍流变结构不同，因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阶段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辅导员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正是导致辅导员队伍结构流变的主要动因之一。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相关特征的探讨，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辅导员队伍结构流变予以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同阶段的划分 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A?Trow）关于高等教育阶段的划分及其标准研判，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时代，这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界均为认同的事实。然而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又如何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对其探讨却似乎处于模糊状态，虽然在一些文献中不时会出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前（早）期”、“高等教育大众化中期”、“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晚）期”等说法或用语，但也仅是在泛泛使用这些概念而已，很难找到相对具体的时间界点。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德、英、日等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划分却十分明确。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还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之中，对其予以阶段性的划分可能有些为时尚早，但是为给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辅导员队伍结构流变研究找到相对坚实的逻辑起点，客观上又需要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尝试性的阶段划分。从定量的视角看，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有着十分明确的界定，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GER）在15%—50%时，就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以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基础，吸收国内外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划分的现有成果，可以尝试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高等教育大众化中期、高等教育大众化晚期。 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的时间界点可以大致确定为1999年至2006年。其原因在于，现有文献不时会看到“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大幅扩招并由此步入大众化之路” [2]等研判，因此将其起点定位于1999年具有现实意义。“2002年我国GER达到15%，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3]在“进入”的基础上将时间向后延伸4年称其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具有一定的逻辑性，而且在相关文献中也出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1999—2006）”[4]这一用法，由此可见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的时间界定为1999年至2006年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认同度。同时，考察美、英、德等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会发现其初期终止时间界点上的GER值均落在21%—23%之间，而我国2006年GER值正好为22%，由此可见，将2006年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的终止时间界点，具有一定的国际惯例。高等教育大众化晚期的时间界点可以大致确定为2015年至2025年。已有研究成果中很少提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晚期”这一概念，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晚期相似意义的表达一般采用“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期”，其表达的本质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晚期基本接近，因此，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晚期的时间界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期的有益探索，如“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一般又将GER达到15%—35%时称为‘前大众化’阶段，将GER达到36%—50%时称‘后大众化’阶段”[5]，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中“教育事业发展主要目标”可知，2015年我国GER值会达到36%、2020年GER值会达到40%，GER值为40%显然属于高等教育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