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文献】儒家“道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docxVIP

儒家“道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 就在上个月，我校文学院赵维森教授的《孔子的精神世界》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国学经典现代教学研究书系”，该书以“《论语》的体系化解读”为副标题，既克服了以往对《论语》的注疏考证式的研究模式，又规避了目前一味取媚大众的“于丹式”的过度诠释的方法，因而，具有很强的阅读性和造诣颇高的研究价值。 一、赵教授一书对《论语》思想的体系化解读透露出的儒学文化特点 该书除第一章（绪论）讲述了孔子的生平和《论语》的成书过程、主要内容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外，其余十五章通过对《论语》体系化的解读，全面阐述了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传统和道仁义、明人伦、重教化的显著特征，深刻揭示了儒家政治治理和为人处世的两个主要关注点，指明了儒家学说的根本方法是中庸之道，并以此作为儒学的落脚点。早在孔子之前，最迟在商、周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就开始摆脱原始宗教和神秘主义，把对“天”的解释人本化、人性化。而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走出神本主义的巢穴后，不仅没有被物本主义所俘虏，而且对“人本”的理解也不是西方纯粹个人主义意义上的，而是通过前儒家（周公等人）和儒家（孔孟等人）的持续论说，将“天意”和“民意”打通，合“人本”与“民本”为一体，塑造出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人本主义传统。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对这一文化特色的经典表述。 那么，以儒家为代表的这一人本主义文化精神的特征是什么？其主要关注点何在？我们认为，其特征就是“人本”而“民本”为主线的道仁义、明人伦（克己复礼、正名、孝道等）、重教化，主要关注点是通过“德性”化的为人处世，最终指向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治理。譬如，孔子的“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在对梁惠王“问政”时的回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也。”都表明，无论儒家的道仁义、明人伦、重教化，还是其“德性”化的为人处世，其价值取向是国家和社会稳定有序的政治治理。这也就是儒学经典《大学》所提炼出的“三纲领”和“八条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家的“德性”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既有源于孝道的尊尊和亲亲，又有发端于“爱”和“忠恕”的“温、良、恭、俭、让”或“恭、宽、信、敏、惠”；既有政治治理层面的“仁义礼智信”，又有为人处世层面的“克己复礼”、“见贤思齐”；甚至在个人成长和成才的层面，既有肇始于《周易》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刚、毅、木、讷”和“博学、笃志、切问、近思”，又有从“和”、“同”之辨中引申出的“中庸之道”。但我们以为，所有这些还只是“小德”，儒家的“大德”是从江山社稷的统治中体现出来的，这就是“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从周代开始，人们就对“天意”作了等同于“民意”的理解，要想符合“天意”，就必须符合“民意”，最大程度地满足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这是国家和社会治理者的最高“德性”。所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讲的就是这种最高德性的重大价值意义。 二、儒学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道统” 从上述可见，儒学文化精神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修养出发，价值指向一直是实现人民意愿、满足人民利益要求基础上的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有序治理。但在先秦，中华文明虽然在思想文化上无愧于“轴心时期”，但在政治和社会秩序上看，却是一个“礼乐崩坏”的大动乱时期。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德性”的呼唤与“暴力”的诉求相比，无疑要处在被遮蔽的状态，儒学的主张不被采纳也是情理之中的了。要尽快结束这样的打动乱，使国家和社会走向一统、走向有序，法家的主张似乎比儒家要实用的多。秦国以其严明的法治路线使其国力、民力特别是军事力量达到了鼎盛，并以摧枯拉朽之势统一了六国。但这一巨大的历史贡献也完全冲昏了秦始皇的文化选择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他不仅大兴土木、苛政暴敛，而且还焚书坑儒，想要根除儒家影响。人民普遍地不能正常生活下去了，于是，历史发生了异常诡异的一幕：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们，竞成了军事力量极其强大的秦王朝的掘墓人。 大秦帝国覆灭了，其历史教训是发人深省的。汉初的“休养生息”企图以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来化解法家影响，其一系列政策也确实起到了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和经济的作用。但一味的“自然无为”和“贵柔守静”并不能保证大一统王朝真正走向强盛：对内看，中央政府的道家主张带来了藩王势力和野心的膨胀，并引发了“七国之乱”；对外看，王朝的“和亲政策”也没能使匈奴人停止侵掠和骚扰。大秦帝国兴盛和灭亡的历史必须重新反思，大汉王朝必须有新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来支撑，来引领。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