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缔约义务.docxVIP

论强制缔约义务 内容就受到要约的约束，而相对人就处于承诺的资格或地位。〔二〕强迫缔约与指令契约或强迫契约的关系笔者认为，指令契约仍旧属于强迫缔约的范畴，主要理由如下。其一，指令契约通常是根据政府的行政指令而产生，在此情形，行政指令属于公法上的行政行为。但是，义务产生的根据是行政行为，并不表示义务人之间成立的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指令契约的本质是以公法上的行政行为为根据而形成的私法上的契约关系 [7]。其二，既然指令契约仍旧是契约，而契约在本质上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依意思表示的内容而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行为，那么，假如没有意思表示，又何来契约？因此，在政府行为取代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状况下，或者说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肯定消灭的状况下，不行能产生私法上的契约关系。事实上，在指令契约中负有缔约义务的双方，仍旧可以对标的的价格、履行地点、履行期限、履行方式等进展磋商。其三，与一般的强迫缔约相比，指令契约的特点在于，法律对双方都课以强迫缔约的义务。这与通常状况下强迫缔约仅仅是对某一个民事主体施加强迫要约的义务或者强迫承诺的义务明显不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指令契约是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最高形式。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否认指令契约属于强迫缔约的理由。总而言之，指令契约并未脱离强迫缔约的范畴，其不过是强迫缔约的一种特别形式而已。例如，我国《合同法》第38条规定：“国家依据需要下达指令性任务或者国家订货任务的，有关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依此规定，有关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订立此类合同，既是双方的权利，更是双方的法定义务，而这一义务即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强迫缔约义务，而合同的内容取决于国家指令性任务或国家订货任务的详细要求。值得留意的是，“即使被强迫订立合同的状况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仍旧是合同而非法律调整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8]因此，假设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有要约、承诺的方式，而其内容完全系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行政指令予以确定，那么当事人之间并无强迫缔约的存在。例如，我国《合同法》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全部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该条规定的即“全部权让与不破租赁原那么〞。就受让人与承租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租赁合同对受让人连续存在，即受让人取代了原出租人，而与原承租人连续发生租赁关系，租赁关系转而存在于受让人与承租人之间。此为一种法定的债的移转。关于租赁标的物、租金数额、租期等根本事项均不变，受让人与承租人自无须另订租赁合同。又如，《物权法》第149条第1款规定：“住宅建立用地用法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上述情形，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是一种法定的债的关系，因此并无强迫缔约的适用。〔三〕强迫缔约与缔约内容强迫为避开负有强迫缔约义务的一方任意进步缔约条件，从而轻易躲避法律对其施加的强迫缔约义务，在一些状况下，强迫缔约义务人与相对人订立的契约的内容，是由法律规定的或者由中立方供应的。基于此，有学者认为，以合理的条件订立契约，应包括在强迫缔约制度之内。如果负担缔约义务者可以任意提出缔约条件，致使相对人难以承受，那么强迫缔约制度将尽失其意义[9]。这就是说，强迫缔约不仅包括对缔约自由的强迫，也包括对缔约内容的强迫。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强迫缔约是对缔约自由的强迫，不包括对缔约内容的强迫，理由在于：所谓缔约内容的强迫，是指法律对当事人所订立的契约的内容进展的强迫性干预，从而限制当事人打算契约内容的自由。自20世纪初以来，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尤其是格式条款的广泛采纳，当事人对契约内容的打算自由受到严峻的威逼。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尤其是消费者，在很多状况下，只能被动的承受大企业的订约条款，其打算契约内容的自由事实上成为幻影。然而，法律对缔约内容的强迫，虽然也是对契约自由的限制，但是法律所强迫的，是当事人所订立的契约条款。而且，无论是法律规定的还是由中立方供应的契约条款，只有在双方均对其表示同意的根底上，才可以成为契约的内容。而强迫缔约是对当事人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及其选择缔约相对人的自由的限制，两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假设负有强迫缔约义务的人在缔约过程中，以任意进步缔约条件〔如提出天文数字价格〕从而使相对人难以承受的方法躲避强迫缔约义务，法律通常会同时对契约内容进展强迫，使强迫缔约制度可以真正发挥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强迫缔约已经包含缔约内容的强迫。事实上，这只是法律将强迫缔约与缔结内容的强迫两类干预契约自由的方式结合起来，针对某一个法律关系同时实行强迫缔约和缔约内容强迫两种不同的强迫方式而已。因此，强迫缔约并不包括对缔约内容的强迫[10]。然而，强迫缔约制度功能的发挥经常离不开缔约内容的强迫。在法律对民事主体施加强迫缔约义务时，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