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史》书摘(2021-02-21-13-39-10).docxVIP

前近代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身份与身份之间的关系。 为了维持安定的社会生活，人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瞬间了解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关系，采取和自己身份相符的行动 。为此，服装、帽子、发型、鞋子等显示 身份的标识就很有必要了。也就是说，这些是从外表一看就明白的标记。当然，发髻也是其中之一 在于江户时代的武士和战国时代以前的武士差异极大 马是 “贵族的动物”（勒鲁瓦·拉迪里），正因为如此，它是能给人带来社会威信的财物。 骑马的武士不会单独行动。 把武士理解为艺人的这种新见解已经在学界得到承认 律令制下的官僚组织如下：多面手的上流文官贵族在顶点，其下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组成的中下级贵族，更下一层是技术官人集团 在近现代社会，解决纷争和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实力行使（物理性的强制力，简而言之就是暴力）通常是由国家独占的。所以，除了美国，其他国家只有军人和警察等才被允许携带武器。然而在前近代社会，“自力救济”（当自己或者自己所属集团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不通过法定的程序，而是通过实力去恢复和行使权利）是解决各种纷争时最常用的手段，其极致就是使用武力，当对方也用武力对抗时就会演变成私战。 让笔者来说的话，武士论的核心在于，谁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目的，被怎样的人（家系）公然赋予携带武器和使用武力的权力，并得到社会承认。 秩序的混乱不一定是从社会内部产生的。与别国及外部势力的摩擦和来自对方的威胁也是重要原因。在面对内外危机之时，就需要那些能用武力起到抑制和防卫作用的人。这正是武士被需要的理由。 换句话说，如果要让带有人身伤害的物理性的实力行使被认定为不得已之措施或值得赞赏的行为，就需要一种“大义名分”，即排除来自他者的威胁，有助于社会整体的稳定和秩序的维持。若非如此，那就只是犯罪和杀人行为。正因为武士被赋予了这样的任务，他们的武装才被承认，发动武力和伤害他人的行为才得到认可 所谓武官，指的是在律令制下与五个卫府和诸国军团相关的官人，也包括马寮（负责训练和饲养从朝廷和诸国的牧场进贡的官马的机关）和兵库寮（管理收纳兵器的仓库的机关）等处携带武器的官人。军团制原本是将百姓中被征召的男子训练为兵士的制度，到奈良末期，除边境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军团制全被废除了。卫府主要是负责宫城各门的守卫、天皇身边的 警卫和军事性礼仪任务的军事和警察官厅。五卫府从平安初期以来，被改编或重组成左右近卫府、左右兵卫府、左右卫门府这六个机构，被称作六卫府。 近卫、兵卫、卫门各府分别负责天皇居住的内里（御所、皇居、禁里、禁中）内围（内郭）、外围（外墙）、大内里［设置了以内里为中心，在其周围处理政务和举行仪式的八省院（朝堂院）和各个官厅的一角］内部的警卫。在平安初期，出现了律令制里没有的检非违使。检非违使厅原本是卫门府官人兼任的助勤机构，后来吸收了京职（负责京城的行政事务的官厅）、弹正台、卫府、刑部省（负责裁判和行刑的官厅）等的功能而扩大，还承担了平安京的治安维持和公共卫生维护等民政功能。 因为武士以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秩序为目的，认定他们的身份以及发动武力的正当性的人，当然也是负责社会全体的安定和安全的人和机关。在前近代，这个特别的人就是从理念上代表国家和社会的王（天皇）。 如果说是王权让武士得以成为武士，那么这个逻辑可以归结为，武士并非诞生于地方农村，而是首先诞生于王权的周围以及朝廷之膝下，即都城。地方国衙对武士的认定只是其延伸，是其地方版。因为中央和地方是上下级的关系，都城的武士在身份和威信上都压过地方的武士，他们的武艺流派、武装样式及体系作为权威影响到了地方，大体上被地方全盘授受。 王家内部的对立、权门寺院之间的竞争，以及寺院大众（所谓的僧兵）对朝廷的强行上告，由庄园的激增而引发的寺社势力和国衙的斗争等发展成武力纷争，社会上的紧张气氛高涨，这就增加了武士的存在感。 如前章所述，那是一个私人行使武力日益普遍的社会，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对抑制其失控的机制强化，以及实际执行的部队（正统化的武力）抱有越来越高的期待。当武力成为推进社会秩序形成的力量的时候，必然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武士之路。 镰仓幕府在当时的称呼是“关东”或者“武家”。室町幕府一般也被称为“武家”。而指称18世纪以前的江户幕府的用语是“公仪”。全国性的武家权力，与首长个人相对独立开来，成为法制上的主体（以维持法律秩序为任务的法律团体，最典型的就是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作“公仪”。该词最初由丰臣政权使用，江户幕府继承了这个称呼。在宽永十年以后的十年间（1633～1642），德川的公仪以老中为中心，由参加评定的各个奉行构成。他们包括远国奉行和代官，作为公仪的化身出现在被统治阶层面前。 就这样，镰仓时代的国政由拥戴王家、摄关家的王朝势力，延历寺、兴福寺这样的大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