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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教育当作手段 教育改革是本次两会的另一个重点议题，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一直是教育改革中难以越过的坎。说到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又不能不使人联想起颇受诘质的重点中学制度。 春节期间，我的老同事在电话里告诉我，我曾经教过的那所中学已经被录取并升格为四星级中学。说明该农村中学可以跻身省级重点中学行列。那么原省级重点中学会怎么想呢？当然，他们希望在地区教育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做什么，只能升到五星。上面有六颗星和七颗星。无论如何，这个数字是无限的。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恶性竞争何时才能结束？受到舆论批评的重点中学制度怎么能不被遏制呢。在这次中央政府发布的《全国教育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中，人们似乎看到了一条线索。纲要中提到，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没有重点学校。当然，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围。可以预见，高中重点中学之间的竞争仍将十分激烈，择校之风仍将持续。 显然在争创重点中学的竞争中，许多人是获利者。一些人获得了名，一些人获得了利。这些人把办教育当做了向上攀爬的手段，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温总理在谈教育改革时提出要让学生：“学会做人”，我以为“学会做人”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初许多努力办学的中国教育家。浙江有一所农村中学，名为“春晖”，成立于上世纪初。“春晖”成立之初只是一所农村私立学校，但她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前来任教。如夏绵尊,朱自清,朱光潜,冯子恺,刘训育,张梦文,范守康等蔡元培,黄炎培,胡玉芝,何向宁,于平波,刘亚子,陈望道,张闻天,黄宾虹,，叶圣陶等关心教育的学术带头人也来到这里，宣传新的教育理念，传播新的文化理念。为什么这些大师们会爱上一所乡村私立学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要真正的国民教育。可惜现在没有这样的人。 当年春晖中学的兴学目标是：“发展平民教育，培养有健全人格的国民。”著名教育家，当年的春晖校长经亨颐先生对学生说：“什么是人格？人格就是做人的格式。”“求学为何？学为人而已。”他“学为人而已”的办学理念和温总理“学会做人”的提法是一致的，现在恐怕没有哪一位校长会这么想了。经先生提倡学校教育要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即“以社会教育个人，以个人教育社会。”他的教育思想依然有现实意义。 夏绵尊曾是“春晖”的老师。他不是空话，也不是诚实的人。他是一位有影响的学者。许多大学都想聘请他教书，但他婉言谢绝了。他选择春晖是因为他觉得小学和中学教育可以更好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现在恐怕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夏绵尊在课后翻译了意大利作家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将这一思想渗透到他的日常教育中，创造了“母亲教育”的模式。 他在《爱的教育》译者序言中写道：“单从外型的制度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从未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对于池所以为池的水的要素，反而无人注意。”我总觉得他的话，似乎也是对现代教育的批评。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似乎也是围绕着池子是方形还是圆形的讨论，而忽略了池子里的水。 1946年，60岁的夏绵尊在上海病逝。按照他的意愿，他的家人被埋在相山腰，与春晖隔湖相望，体现了他对农村教育的热爱，实现了他以教育为终身目标的人生坐标。 另一位当年的春晖教师，就是当代散文大师朱自清，他主张“有信仰的教育”。在《春晖》半月刊上，朱自清发表了《教育的信仰》一文，他在文中谈到：无论是办学校的、做校长的、当教师的，都应当把教育看成目的，而不应该把它当成手段。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呢？朱自清认为：“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如果学校太重视学业，忽略了做人，学校就成了‘学店’，教育就成了‘跛的教育’，而跛的教育是不能远行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远行一样。” 朱自清的话提醒我，现在很多学校真的“太注重学习，忽视做人”。现在学校似乎成了一个“学习商店”。重点中学就像购物中心。它们很豪华，但东西也很贵。偏远的农村学校是 个小店铺，价钱便宜，但常常货色不全。 景恒毅、夏绵尊、朱自清都是自发的教育家。他们甚至得不到国家的工资，把教育当作终身奋斗的目标。但现在有许多“专家级”校长，他们的薪水很高，并得到国务院的补贴。然而，他们公布了入学率。他们把教育作为一种手段，逐步改变他们的生活，从教师、主任、市长到州长。 朱自清说：他对经亨颐校长“人格教育”的思想深以为善。他认为“教育者和学生共在一个情之流中”，“纯洁之学生，唯纯洁之教师可以训练。”他反对“师道尊严”的传统，要求学生培养做人的“纯正的趣味”，克服在老师面前“矫情饰伪”的毛病。 朱自清先生一生诚实光明磊落。即使他没有米饭煮，他也不吃他来吃的东西。毛泽东曾赞扬朱自清的脊梁骨，说他“病得很重，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美国的“救济食品”。它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伟大的民族正义。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