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方学看中国“韩国学”的属性与特色.docVIP

第 PAGE 页 共 NUMPAGES 页 从东方学看中国“韩国学”的属性与特色 [摘要] 当代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研究存在着作为国别研究的“朝鲜学―韩国学”和作为东方区域研究的“韩国学”这两种学术形态。前者主要关注现实问题，以报道、评论、预测分析为主要形态；后者以国别研究为基础和出发点，对朝鲜半岛进行整体研究，主要是在东亚区域的框架内对韩国之“学”的研究，而最能代表韩国之学的是“实学”与“诗学”。将韩国实学与诗学分别置于东亚儒学与东亚文学的视域中，探求韩国之学的东亚普遍性与韩国特性，确认中韩共有的历史、相通的文化，形成了作为东方学的中国“韩国学”的学术特色。 [关键词] 东方学；韩国学；韩国诗学；韩国实学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22）01-001-08 [收稿日期] 2021-07-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4ZDB08。 [作者简介] 王向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东方学、比较文学、翻译学。（广州 510420） 与中国的印度学、中东学、日本学、东南亚学相比而言，中国与朝鲜半岛虽然山水相连，但学术研究起步并不早。虽然早有关注与论说，但大多是一般性、实用性的观察与介绍，难以成为系统性、有深度的学问形态。从中国的东方学学术史的角度看，作为一门学问形态的朝r半岛研究，既不能依赖单纯孤立的国别研究，也不能笼统地将朝鲜半岛视为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而必须将其置于东亚的整体视域，并且承认它也有自己的“学”。 以此考察相关的学术史，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从国别范畴的“朝鲜学―韩国学”，到朝鲜半岛总体研究的“韩国学”，再到研究“韩国之学”的“韩国学”，中国学界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进，并且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和丰厚的学术成果。本文的立意不在于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综述和总体评价，而是从中国的东方学史的角度，考察“韩国学”这一概念的变迁，研究中国“韩国学”的学术特点及方法转换等问题。 由于朝鲜半岛特殊的历史现状及地缘政治的变化，中国研究朝鲜半岛的学问，首先就遇到一个如何命名的问题――究竟是“朝鲜学”还是“韩国学”抑或“朝鲜学―韩国学”，还是最终通称“韩国学”？ 众所周知，历史上朝鲜半岛是汉字文化圈的一个构成部分，长期学习吸收中国文化，积累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言论与文献。相比而言，中国历代对朝鲜半岛虽很重视，但对其文化学术的关注还不够，相关文字不多。到了20世纪上半期的民国时期也只有少量的常识性、介绍性的文字，例如黄炎培的小册子（商务印书馆，1929年）等。关于朝鲜半岛的言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增多的，其中还出现了陈述著（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年）、徐亮之著（香港，人民自由出版社，1952年）等两国关系史的普及性著作，但大部分是服务于现实的宣传报道与评论。例如，1950年代初，有关报刊所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大多以“抗美援朝”为主题词，有（1950年）、（1950年）、（1954年）、（1956年）等。这些宣传性的出版物多少包含着关于朝鲜半岛的知识信息，但并不以朝鲜半岛为研究本体，而是着眼于中朝两国关系及国际形势。鉴于战后南北分裂的现实，我国对朝鲜半岛的称谓也颇具时代色彩。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我国对朝鲜半岛通常以“朝鲜”称之，在学术上经常使用“朝鲜历史”“朝鲜民族”“朝鲜语”“朝鲜文学”等术语概念；同时也以“朝鲜”指称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而把半岛南部的大韩民国称为“南朝鲜”。1992年与大韩民国建交后，才正式使用“韩国”的称谓。而对朝鲜半岛的两国，则合称“朝鲜―韩国”。随着中韩两国的建交，中国学者对韩国的关注日益强化，不少大学设立了朝语/韩语专业，并以此为中心兴起了研究朝鲜半岛的学问。 这门学问，起初被称为“朝鲜学―韩国学”。最早和影响较大的学科命名是郑判龙先生主编的，该丛书中最早问世的一部专题论文集是。季羡林先生在该书“前言”中，郑判龙先生在收于该书的一文中，都使用了“朝鲜学―韩国学”这个学科名称。[1] 随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采用的学科名称也是“朝鲜学―韩国学”。[2] 在当时的状况下，所谓“朝鲜学―韩国学”，实际上是要照顾到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韩国（大韩民国）两个主权国家。而且这两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是朝鲜半岛历史文化的正统继承者，中国对两个主权国家的立场都需要给予尊重。或许在学者们看来，假如单使用“朝鲜学”，历史上只可覆盖李氏王朝即“朝鲜朝”，现实中只能包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要研究朝鲜半岛南部，“朝鲜学”的范围包含则不够明确，那就要使用“韩国学”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权且将研究朝鲜、韩国两国的学问并列起来，合为一称，那就是“朝鲜学―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