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赏析2019021019卢思远.docxVIP

《阿Q正传》赏析 要给一个人做传，三大件必须要满足，也就是小说里所说的“某，字某，某地人也”。鲁迅想给阿Q写传，阿Q同样必须满足这三大件。 然而，经过鲁迅先生的一番考证，情况很不妙，阿Q这个人物出现了三个反向的特点：无姓，无名，无籍贯。鲁迅为什么要把阿Q写成一个三无产品呢？事实上，就本质而言，鲁迅并不是一个小说家，而是一个思想上的革新者。在鲁迅的眼里，小说算个什么东西呢？我再强调一遍，在鲁迅的时代，小说和小说家都没有取得今天的地位，很不入流。鲁迅先生可是放下了身段才“做起小说”来的，他写小说其实就是“下海”。是什么逼着大先生放下身段的呢？是启蒙。大先生是一个渴望着面对整个民族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待在象牙塔里，就不能太有“身段”，所以，第一，他“白话”了；第二，他“做起小说”来了。启蒙才是鲁迅的真使命。 鲁迅的小说写作史上，《阿Q正传》的篇幅最长、场面最大、人物众多，最关键的是，气足，手稳，那是一个小说家的巅峰状态。面对“大多数”，甚至是“全部”，鲁迅鼓足了决绝的勇气，迸发了全部的才华，他骁勇无比。不做奴才的鲁迅很“大”、很“彪悍”；他以“大”对大，以“彪悍”对麻木，内心无比地恢宏。对奴才，他“一个也不宽恕”。作为读者，我想说，写《阿Q正传》的时候，鲁迅的心是覆盖的和碾压的，气吞万里如虎。 我敢武断地说，鲁迅压根就没想给“阿Q”好好地取一个“像样的”中文姓名，为此，这个惜墨如金的作家为了“三大件”，不惜写了那么长的一段序。就小说的结构而言，这个序的长度是不合适的，但是，很必要。只有有了这个序，阿Q的“三无”身份才能够合理。——鲁迅根本就不想让阿Q有“姓”、根本就不想让阿Q有“名”、根本就不想让阿Q有“籍贯”，由是，鲁迅保证了阿Q的抽象性。阿Q是“大多数”，甚至是“全部”，他是无所不在的。鲁迅需要这个。抽象不只是哲学的事情，也是小说的事情。抽象即涵盖，抽象性即整体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有志之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地盘剥。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态心理作出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便是《阿Q正传》基本的写作背景。 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只好在精神上、在幻想中寻求自我安慰。小说中的《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都是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行状”。归纳起来，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有：自欺欺人、自我安慰。阿Q只求在精神上战胜对方，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死要面子又欺软怕硬，麻木健忘而糊涂终生。比如，被人打了，就用“儿子打老子”来自我安慰；别人说他混得差，他就用“祖先比你阔”来搪塞。具有惊人的健忘症。前面被人打了，转身之间忘得一干二净。转嫁痛苦，耍无赖。畏强凌弱是他性格的重要特点之一。刚刚被强者假洋鬼子用“哭丧棒”打得鼻青脸肿，转眼之间就去欺辱小尼姑，强行摸小尼姑的头，还说“为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偷了别人家的萝卜，却要萝卜说话等等。 但“精神胜利法”不是阿Q最根本的特征，他的根本性格是缺乏起码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阿Q的身上还有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