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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农耕智慧 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业古国。 在古代农业文明中，中国农业能够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 古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认识到人是大自然的组成局部，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因物制宜, 按自然规律开展各种农事活动。在数千年的农耕活动中，炎黄子 孙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下，“顺天时，量地利”，植五谷, 养六畜，农桑并举，耕织结合，逐渐形成了土地精耕细作、生活 勤俭节约、经济富国足民、文化天地人和的优良传统，创造了灿 烂辉煌的农耕文明，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这些农业 文化遗产中蕴藏的农耕智慧对中国农业的开展，乃至世界农业的 开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时至21世纪，社会飞速开展，科技日 益进步，这些农耕智慧对现代农业的开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因地制宜，顺势而为 《王祯农书》说：“夫禹别九州，其田壤之法固多不同”。 中国地形复杂多样，各种地形交错分布。随着人口的增加， 平原地带的土地已不能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于是人们开始向山 地、沼泽等要地。为了有效地改造和利用这些原本不适宜耕种的 土地，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减少水分蒸发，防止水土 流失，缓解耕作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智慧的中国人民发 明了坪田、垛田和梯田等多种土地利用形式，使原本“下下地” 的江南变成了 “上上地”的国家粮仓。 依山势而建的云南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是人们改造自然、利 用自然的伟大创举。山巅有涵养水分的森林，山中有采光充分、 自流灌溉的梯田，山下有潺潺流动的小溪。森林、村寨、梯田和 溪流“四素同构”，构成了一种完美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 空间。为了保证大小不一的梯田得到相对均衡的供水，哈尼族人 民还创造了 “木刻分水法”。在水沟中设置木桩，在木桩上刻出 大小不同的槽口，以实现水量合理分配。村民依“款”行事，以 一方水土养育了 一方稻作民族。 趣时和土，用地养地 西汉《氾胜之书》指出：“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 东汉班固《汉书?货殖列传》中说：“顺时宣气，蕃阜庶物。” 为了更好地利用季节、合理使用土地，实现生物互利作用最 大化和生物互害作用最小化，寻求多样生物之间的最正确生态关 系，在有限的耕地上实现最大的产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 轮作复种、间作套种、多熟种植等多种种植制度。 内蒙古敖汉旱地农业系统是以小米为主要农作物，兼顾糜黍、养麦、高粱、黑瓜籽、杂豆等杂粮旱地作物，实行条播、轮 作倒茬、间作套种等传统耕作方式的典型代表。这种耕种方式, 在2020年11月入选为“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的最正确案例, 为世界减贫贡献了中国人的农耕智慧。 种养结合,互生互利 种养结合, 互生互利 《吕氏春秋?观表》中说：“凡居于天地之间、六合之内者, 其务为相安利也，夫为相害危者，不可胜数。” 早在东汉时期，中国的先民们就创造了稻鱼鸭共生模式。这 种共生模式除了有效地利用稻田空间，增加人类动植物蛋白质食 源以外，还通过鱼鸭游动搅动泥水，为水稻根系生长增加氧气、 刺激水稻植株分篥；鱼鸭吞吃稻田里的猪毛草、鸭舌草等杂草和 稻飞虱等害虫，起到了很好的生物防治作用；鱼鸭排泄在水田中 的粪便又给水稻施加了有机肥料，培肥了 土壤，实现了 “地可使 肥”（《吕氏春秋》），减少了人们中耕锄草、除虫和施肥的投 入，可谓一举多得。这种生态农业模式，最为典型的就是浙江青 田的稻鱼共生系统和贵州的稻鱼鸭共生系统。 因势利导，润泽良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原始社会生产 力低下，人类没有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只能逐水草而居，择丘 陵而处，靠渔猎、采集和游牧为生，对自然的水只能趋利避害， 消极适应。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后，随着金属工具的创造与 应用，生产力得以开展，人们开始在江河两岸开展农业，建设村 庄，建设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至今仍造福着子孙后代，如安徽 寿县芍陂（安丰塘）及灌区农业系统和新疆吐鲁番的坎儿井农业 系统。 辨士肥田，相地之宜 《诗经?大雅?生民》：“诞后稷之不啬，有相之道。”所谓 “有相之道”指的就是区分土壤类型和肥力状况。 土地是农作物和禽畜生长的载体，也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资 料。农耕的首要条件就是保持土壤的肥沃。人们应根据不同的土 壤类型和土壤肥力选择种植不同的作物。 河北涉县旱作梯田农业系统中的土壤为褐色土壤，耕层含钾 丰富、氮中等、磷偏低，适合豆类、玉米、谷子、高粱等作物； 天津小站稻作文化系统中的土壤成土母质含盐量高，土质盐碱， 但富含钾、镁。这一土壤特征，也造就了小站稻的特殊品质。 创制工具，力少利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用力少而得作多”一一这些 都是说明工具的重要性。 中国在原始农业时期就非常重视农器问题，将农器视为农民生死之要、民富之具。生产工具不仅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