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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天下：近代闽商慈善的根本理念 在中国近代慈善史上，异军突起的闽商慈善现象值 得关注，闽南善商群体则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近代 的闽商实力雄厚，在公益慈善领域也积极有为。杰出闽 商曾少卿、林瑞岗、胡文虎、李清泉等人，开创了新的 慈善模式和管理方式，从他们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中国 近代慈善模式的变迁及其背后的慈善理念。 闽南的地理环境与商业文化传统 在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由于闽地西、北 有山麓与内地隔绝，闽南一带民众与外界的联络主要通 过水上交通。而福建境内通及江南和中原的运河和江流 较少，东南方向的大海就成了他们寻求生计的主要依托。 因此，泛海北上、移民他乡成为了一代代人们生存发展 的正途，通过在远洋贸易中从事商业经营、积累财富， 不但形成了闽南人人生规划的路径依赖，也使闽南人形 成了贵商业、重商贾的价值观念；同时，以儒家为代表 的中原地区价值观，依靠文书行政制度的推行，在闽地 逐渐扎根，尤其是宋代衣冠南渡之后，中原文化对闽地 有了更为深入的影响，安士重迁、重农务本等观念在闽南也深入人心。两种由地理、环境不同形成的观念，在 闽南发酵融合。一种多元并包的文化心理逐渐形成 在对外交往畅通的环境中，可以不断向外开拓，在对外 垦殖与商贸上大规模发展；在海禁或海战的局势下，依 靠农业和手工业，延续家族血脉、以财富回馈乡梓，同 样是人生经营的重要方向。而且对外开拓与退回守成两 者并行不悖。到了明清时代，在泉州、厦门、漳州一带， 商业成为主要产业；在士农工商四民的位阶排序上，商 贾与农、工并重。 比较典型的是位于泉州与厦门之间的安海，在明代 中期，即使在海禁最严厉的嘉靖年间，依然是“番船连 翩径至，近地装卸货物皆有所倚也”，可见其官方和民间 航运贸易之发达。到了清中叶，随着早已有之的外夷侵 扰，海上商业变数极大、风险陡增，虽然为商业经营增 加了不确定性，但是也提高了商人多方筹措的运营能力， 培育出海商以资本思维维持家族永续发展的意识，很多 以家族为主体的商业巨擘在东南沿海涌现出来，最具代 表性的是祖籍福建的伍秉鉴家族。随着清末洋务运动兴 起，为传统商业注入了工业元素，资本积累迅速加快； 官督商办企业在地方的兴办带动了各地工商业的发展， 也培植了一大批地方性商人和跨地域的大商人，这些人 具有的商业资本和官场人脉，使其经营大规模慈善事业 成为可能和必然。福建是洋务运动的扛鼎之作福建水师 和福州船政局的兴办地，由此，更是提高了福建在近代 中国的地位，催生了大批闽籍商人、企业家和慈善家。 闽南善商群体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地缘因素下出现的。 从林瑞岗、李清泉等人经商的过程看，他们大多出 身贫苦，但依然守正蓄力，多方自谋出路。初期依靠熟 人关系在码头出卖体力赚钱，后来在粮行、油行做伙计， 逐渐升任掌柜经理人。他们秉持让利诚信的商业理念， 赢得更多同行信任、积累财富后，创设自己的商号。若 千年内，把商号开到沿海、沿江、内陆等地，可谓“经 营谟操，奇赢多得，远涉中外，往返瀛海闽商贸易往 来于吕宋、上海等地，货物原产地、周转批发地和最终 贩售地之间的贸易非常繁荣，此种情况归因于近代南北 运输的打通，也源于当时兴起的银行金融业。这些条件， 也使得社会民间资本得以积累并快速流转，为商人、民 间组织在慈善事业中成为中坚力量提供了前提。 闽南善商的善行善举主要依托于以下几方面：经营 以慈善活动为业的实体组织，如兴建寄养院等善堂善会； 在荒年发起义赈、捐资助赈；在百废待兴的时机，协同 官府组织修缮公共设施，并直接捐钱助资；倡办义塾， 培养读书人，也倡办以培养手工业、商业为技能的教育 组织，发展养教结合模式；包揽了施粥舍衣舍药义葬等传统慈善项目，还适应闽地地方特色，发挥宗族法堂的 作用，邀请远近乡绅，公断纠纷，承担了一些平息事端、 解除诉讼的职能。 闽商慈善事业是中国近代慈善的一个缩影，主要表 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商人介入并主导倡办慈善机构。 把这一特点放在慈善形态变迁历史中去看，就能映照出 晚清时期慈善的特殊性。在传统中国社会，商人的财富 缺乏流动转移的渠道，要想保证其资产的恒定和安全， 往往寻求与政治结合，而政治具有不确定性因素，社会 无法建立商业价值可以长远存续的预期，商人和资产拥 有者在追求财富传承时也比较受挫，重本抑末的主流价 值观使商人阶层无法成为被社会普遍认可的精英。慈善 是一种公益性质的事业，公众普遍认为其倡导者和主办 者应是政府，或是有官方背景的士绅阶层，商人阶层办 慈善则会被质疑其动机。到了晚清时期，社会结构发生 了深刻变化，商业价值开始被普遍认可。最早的通商口 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所在的沿海地区，较 早地接受了世界通行的商业制度，理解了商业逻辑，所 以，这些地区的商人地位也较早地获得了提升，商人参 与慈善的热情高。这一点上，闽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