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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吸纳策略与机制构建 　　摘要：新乡贤和乡贤文化已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话题。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和乡村治理传统，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具有时代价值和典型意义。新乡贤在民情联络、矛盾调解、道德引领和话语宣讲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地方政府可通过政策动员、项目推动、情感维系、身份强化，吸纳和动员新乡贤返乡。 　　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治理;机制 　　文章编号：1004-7026（2020）02-0020-03中国图书分类号：d422.6文献标志码：a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农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渐被打破，乡村社会发展活力得到极大释放，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政权对农村的管理控制由“汲取型”向“悬浮型”转向，乡村治权弱化趋势明显，这给现代乡村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费孝通将对传统中国的认识总结为“乡土中国”，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基于“乡土性”的，可以说乡村是“乡土中国”孕育的土壤。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中，乡贤在民风淳化、宗族自治、乡土认同及伦理维系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因此，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为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有益补充。 　　2016年颁布实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在政策层面赋予乡贤新的定位，并将“培育新乡贤文化”作为重要内容。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相关政策依据。 　　近年来，广东、浙江、江苏等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实践正如火如荼开展，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乡贤资源看作重要的乡村治理资源，积极扶持和培育乡贤组织和新乡贤。但令人困惑的是，对“新乡贤”的内涵尚无统一界定。学术界多强调乡贤在道德、学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而政府更为看重的是资财、能力对地方作用的贡献大小。 　　基于此，从乡贤概念变迁入手，对当代新乡贤的内涵作出学理界定，分析乡贤及乡贤文化对乡村治理的深层价值与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以海门市发展新乡贤及乡贤文化入手，梳理分析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吸纳路径及参与机制，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乡贤概念的嬗变与功能拓展 　　皇权止于县政，县下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出于伦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独特的政治结构为士绅（乡贤）治村提供了治理空间。“士大夫居乡者为绅”，那些具有官职、学衔、功名身份而退居乡里者，是乡贤阶层的基本构成。 　　一般来说，乡贤即为乡里德行高尚的贤达人士。其在知识、德才、资源等方面得到乡民普遍的认同和拥护，能够为官府充当乡间秩序的守护者，并能为乡间提供公共产品、价值引领等。两千多年来，这种乡贤治理模式在维系乡村治理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近代以来一段时间内，乡绅（乡贤）曾被“污名化”，甚至这一阶层性概念一度“消失”，但其作为传统基层治理的主体性力量一直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公权力渗透至农村基层。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封闭的农村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和开放，一批批不满足现状的农村人通过考学、参军、进城务工、经商创业等改变人生命运。他们出身于乡里、成长于乡里，乡情乡愁始终是萦绕不去的情感。他们或退休回到故里、或投资于家乡、或为乡村发展献策赋能，通过不同形式发挥着作用[1]。 　　在现代语境下，传统乡贤内涵过于局限，难以指征当代乡贤的丰富涵义，因而普遍用“新乡贤”来指称，既可以突出其传统历史渊源，又可以侧重其时代新语境和价值。一般认为，新乡贤是指能为乡村发展作出贡献并得到村民的普遍认同和尊重的精英份子，他们可以是来自于乡土，也可以是建功于外乡[2]。 　　按照类型学划分，把乡贤分为以下3类。第一类是“在场”乡贤，即乡贤是来自本土本乡并贡献于本土本乡，因其品德、才识、经济贡献等方面得到认可和尊敬，如退休老干部、道德模范、经济能人等。第二类是“不在场”乡贤，即出生于乡里，生活工作于外地但心系家乡发展的农村精英，如企业家、专家教授、科技工作者、明星等。第三类是“外来”乡贤，即从别处来到农村工作创业取得一定成绩并得到村民普遍认可的异乡人，他们愿意为乡村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3]。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性工程。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建设与治理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成为实践和研究的热点领域，政府和学术界普遍认为新乡贤回归乡村治理具有重要价值。 　　一是可以充当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