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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心态 　　摘要：晋宋易代时期，各世家大族被驱逐出权力中心。朝代更迭，文人们还没来得及感慨旧朝，便要思考自己的出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人心态较为复杂。据陶渊明的《咏贫士》七首来看，主要有三种，即固穷心理、隐逸心理与倦仕心理。由此，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文人承担了艰巨的历史责任，坚守了儒家正统思想的道德标准。 　　关键词：晋宋易代文人心态陶渊明《咏贫士》七首 　　陶渊明在世期间，东晋共经历了两次政权倾覆。第一次发生在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建立楚国，年号为永始。但此政权并未持续多久，两年后，晋安帝复位。第二次发生在十七年后，即公元420年，宋王刘裕夺帝位，改晋为宋，年号为永初。鲁迅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陶渊明“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其实不然。易代之后，陶渊明的作品中多了金刚怒目式的情感抒发。如《述酒》一诗暗讽刘裕以毒酒赐予废帝零陵王一事，故以酒名篇。又如《读山海经》第十三则“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一句，对桓玄、刘裕两人大逆不道的行为进行控诉，表达了对两人恶行的不满情绪，冲淡了早年的平和之气。沈约《宋书·隐逸传》日： 　　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尽管沈约提到的“皆题其年月”一事不符合現存《陶渊明集》，但自刘裕篡宋以来，不书年号却是真实的情况。萧统的《陶渊明传》也有“耻复屈身后代”之说。有学者说其“忠愤”，有点言过其实了，只能说陶渊明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从情感上偏向于正统朝廷，对不韪之事心存芥蒂。如“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此类诗句最多算是对旧朝的同情，算不上“忠愤”。若只是“忠愤”，陶渊明就不会和刘宋朝廷的王弘来往，还专门为其写了《与王抚军座送客诗》。而这七首《咏贫士》作于元嘉三年丙寅（426），也就是刘宋朝廷建立的第六个年头，此时陶渊明家中已是贫困交加，却坚决不仕新朝，守住了一代文人的气节，所谓“靖节”的谥号或即出于此。总的来说，从《咏贫士》七首可窥见晋宋易代之际的文人心态，虽说很难以偏概全，但也能了解相当一部分文人在历史动乱中的一般心理。 　　一、固穷心理 　　《咏贫士》七首大多表现的是君子固穷的思想，这是诗人以此明志的宣言书。“君子固穷”最早出自于《论语·卫灵公》之“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只有荒乱年代才会有固穷君子出现，君子有时甚至还得意自己有受穷的资格;而小人不一样，愈贫困愈无节操，为了生存无恶不作。陶渊明之前，并未有诗人自叙安贫的作品，固穷事迹只散见于各种史传文体或者笔记类小说，把固穷作为诗歌主题并且以组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陶渊明这里算是独创。那么陶渊明此时贫困至何种程度呢？《咏贫士·其二》中有详细描述：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其中“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倾壶绝馀沥”几句备显凄惨。试想，陶渊明身穿破旧的粗布衣裳，伫立在走廊前，望着南边无一片菜叶的园圃哀叹。酒壶里倒不出一滴酒，穷得连晚上看书的烛光都没有。陶渊明是如此爱酒的文人，在没有酒喝、没有条件秉烛夜读的情境下，他还能坚守气节，实是不易。之后，在《咏贫士》的第三首、第四首、第五首、第六首和第七首中，陶渊明分别赞颂了荣叟、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薇、黄子廉、惠孙等七位古代贫士。除阮公与惠孙两人不可考外，其他五人的事迹都有详细的史料记载。他们都恪守儒家安贫乐道的思想，不追逐世间的名利，坚持归隐，远离官场，追求个人理想。以这些贫士为学习的典范，是支撑他度过生命最后那段艰难时期的精神支柱。萧统《陶渊明传》记载：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梁肉，麾而去之。 　　陶渊明当时已是“偃卧瘠馁”，硬是没有接受檀道济送来的救济粮，拒绝了出仕的邀请，毅然决然地“麾而去之”。毛泽东曾写过“陶潜不受元嘉禄”，指的就是这件事。事实上，当时的社会也并非如檀道济说的那样为有道之世、文明之世。恰恰相反，那是一个秩序混乱、君臣颠倒的时代，各利益集团不断挑起战火，百姓怨声载道、困苦不堪。《咏贫士》其四言：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如诗中所写，陶渊明本人的人生信条便是不追逐高官俸禄。明知道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