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北地区“两头婚”与家庭权力结构的博弈.docxVIP

浙北地区“两头婚”与家庭权力结构的博弈 　　摘要：近年来，“两头婚”这一新型婚姻形式在浙北地区开始普遍和流行。本文以浙江省y市为例，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试图系统总结“两头婚”的社会成因和特点等。在“两头婚”模式下，家庭权力结构发生改变，并出现博弈现象。本文将着重分析探讨“两头婚”模式下年轻夫妻与男女双方父代家庭、男方家庭与女方家庭之间的博弈。 　　关键词：“两头婚”;社会成因;特点;家庭权力结构;博弈 　　一、问题的提出 　　“两头婚”作为一种新型的婚姻形式，不同于嫁娶婚、招赘婚等传统婚姻形式，对于“两头婚”的通俗理解是男不娶、女不嫁，没有彩礼和嫁妆，两边都有新房，两边都要养老，两边的人情都需要参与和维护。学术界对“两头婚”的关注已久，不同地区对这种婚姻形式也有不同的叫法，例如“两头走”、“两边蹲”、“两头住”、“两头奔”、“两来两走”等。王会、狄金华通过实地调查从功能主义角度分析了“两头走”这种婚居模式在川西农村较为普遍的原因和社会影响[1]。魏程琳、刘燕舞通过对湘西夏村的调查发现“两头住”婚姻模式是对招赘婚姻的修正和改造，具有一定的优越性[2]。杜娟通过对湖南澧县三个村的调查，分析探讨了“双栖”婚居现象的内涵、成因和影响等基本问题[3]。汪艳瑜研究了皖南农村“两边蹲”的婚姻形式与家庭内部性别关系[4]。李永萍、慈勤英基于对江汉平原j村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两头走”作为一种婚居模式的隐忧[5]。班涛通过对鄂西南农村的实地调查着重分析了乡村家庭权力结构的变迁，由主次型转向平等型[6]。除此之外，还有对大理白族、江苏海安县等地区该新型婚姻形式的研究调查。笔者认为目前对“两头婚”的学术研究成果较少，主要以区域为主，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和知识。同时大部分研究主要围绕其特点、成因、优越性和隐忧等基本问题，学术创新有待进一步突破。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浙北地区“两头婚”这一新型婚姻形式逐漸普遍起来。直至今日，“两头婚”可以与嫁娶婚相媲美，成为本地区主要的婚姻形式之一。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关于浙北地区“两头婚”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将以浙江省y市为例，同时结合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试图系统总结“两头婚”的社会成因和特点。同时，本文将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探索“两头婚”模式下家庭权力结构的博弈。目前学术界对于该新型婚姻形式或婚居模式的叫法不统一，因此本文统一将该婚姻形式称为“两头婚”，将婚居模式称为“两头住”。 　　浙江省y市位于浙江省北部，地处东南沿海，杭嘉湖平原腹地，是国家首批开放县级市。东距上海131公里，北离苏州74公里，西邻杭州65公里，居沪、杭、苏金三角之中，区位条件优越，交通系统发达。全市总面积727平方公里，辖8个镇，3个街道，总人口120万，2018年生产总值893.51亿元。进入21世纪以来，“两头婚”在y市逐渐普遍并且比例不断上升。因此本文将以y市为例，试图总结浙北地区“两头婚”的基本概况。 　　二、“两头婚”的社会成因 　　根据《苍南县志》记载，“两头婚”是浙南畲族特有的婚俗，当地称之为“做两头亲家”[9]。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头婚”逐渐扩展到浙北、苏南一带。进入21世纪，“两头婚”在浙北地区甚至全国很多地区开始普遍流行并广受接纳，有其深刻的社会成因，主要包括政策因素和现实需求。 　　（一）政策因素 　　1.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结构转型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2年12月写入宪法，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已有将近40年的时间，我国人口问题和独生子女问题也一直是社会研究的热点。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实施以前，大部分家庭响应国家政策只生一个孩子，即独生子女，在农村地区第一胎为女孩时还可以生二胎。根据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也在不断完善和修改。但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子代类型主要有：一男、一女、一女一男、两女等四种。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外力作用下，我国人口结构出现转型。人口增量和增速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 　　进入21世纪，我国第一代计划生育下的子女陆续结婚成家并生育子女，传统的嫁娶婚和招赘婚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求。首先，子代类型为两男的家庭数量极少，在传统的父系制社会中招赘婚越来越少，婚姻形式的单一化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次，子代为一女或两女的家庭在女儿嫁出后，父母家庭面临着养老、种族延续等现实问题。人口结构转型也决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时俱进，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正式放开，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实施。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转型为“两头婚”这种新型婚姻形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女性地位上升 　　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