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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家庭的交叉防范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一直持续引起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基于“日常生活理论”对犯罪行为进行定义，提出从犯罪动机、犯罪适合对象、犯罪监管方式三个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防范，可以得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防范不能单方面关注法律、法规、制度的设立或家庭监管，应当从法律、法规、制度与家庭监管进行互动入手，从而在两大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交叉防范，以此达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遏制与监管目的。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日常生活理论犯罪防范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1-0053-03 　　随着张扣扣案结束审判，张扣扣被判处死刑，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又一次变成社会的焦点。最近几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现出了犯罪数量上升、犯罪年龄降低、犯罪形式多样化和犯罪惩罚具有争议性等特点。在众多未成年人案件中，其情节比较张扣扣案有过之而无不及，犯罪对象的校园化、犯罪方式的高度成熟和伦理犯罪等现状使人们越来越关注教育与法治的相互关系，其中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社会发展与未成年人犯罪率增高的矛盾存在。而美国的“日常生活理论”亦是基于分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发展与犯罪率呈现出正比的矛盾，因此本文尝试以“日常生活理论”为切入点，分析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的制度与家庭问题。 　　一、“日常生活理论”的定义 　　“日常生活理论”是1979年由科恩与菲尔逊提出的，其理论背景是美国近十年城市暴力犯罪率上升，其目的在于分析城市幸福指数上升、贫困人口下降与犯罪率提高的矛盾性。他们认为一个犯罪事件的出现，必然有三个要素的存在，即有动机的犯罪者，合适的犯罪目标、对象，缺乏应对暴力行为的有能力的监护人或监管者[1]。 　　1.有动机的犯罪者 　　在日常生活理论中“有动机的犯罪者”被理解為具有一定的犯罪倾向，而且会去主动寻找合适的目标。也就是说“有动机的犯罪者”具有强烈的目的性、意向性，但同时需在外在环境、条件所具备的情况下，其内在的犯罪意向才会转换为外在的犯罪行动。从这一点可以说明，犯罪者的犯罪意识可能是潜在的，但其潜在犯罪意识的实践过程是与外在条件的限制息息相关的。 　　2.合适的犯罪目标、对象 　　在日常生活理论中，犯罪行为的发生，是基于犯罪者找到了适合实践犯罪行为的目标，这种目标既可以是一个对象，亦可以是一个物品或适合的外在环境，使犯罪人的犯罪意图落实到具体作用的客体上。 　　3.缺乏应对暴力行为的有能力的监护人或监管者 　　在日常生活理论看来，如果具有监护人或监管者的存在，其能力便能抑制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监管者在监管行为人的同时还会影响“有动机犯罪者”的判断，犯罪者会去衡量犯罪价值、风险及后果，刑法中的“心理强制说”亦有此意，因此监管者的存在能够最大限度地遏制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 　　综上所述，日常生活理论的讨论点并不是在怎样的人群、结构更易发生犯罪，或什么是犯罪者的问题，而是要说明人人都可能具有犯罪的潜在性或意向性，作者认为犯罪的关键在于外在环境、目标是更易引起犯罪的原因。故而作者在文章结论中也谈到，正是由于社会结构性变化导致从犯罪行为中获得回报的确定性、快速性和价值大幅增加，当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可能增加掠夺性侵犯的机会。例如各种现代化社会与电子产品反而为人们提供了各种摆脱家庭束缚的机会，从而增加了犯罪行为进行的可能。因此作者更强调在监管、监控的层面对犯罪行为进行预防。 　　二、以“日常生活理论”分析未成年人犯罪 　　社会、科技的发展带来未成年人引发犯罪动机的可能。在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中，人们常对其犯罪人进行口诛笔伐，其中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未成年人的动机何以能够触发。在日常生活理论中将人人都预设为有动机的犯罪者，如果说成年人的犯罪动机可能具有强烈的意向性与目的性，即对某种体系的侵犯、某种价值性物品的占有，那么未成年人的动机来自何处，显然亦是对于某价值之物或者关系的占有。当前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未成年人可能只是年龄上的未成年，而非“涉世”上的未成年。 　　随着通讯设备的高度发达，成年世界中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充斥着未成年人的世界。如此，从潜在的动机来看，未成年人凭借其自由意志有选择地接受成人世界的价值观念，例如各种视频、小说等各种信息，从而对其潜在的动机进行了丰富，其潜在动机的转变也暗含动机触发为犯罪行为的可能[2]。同时，在网络信息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未成年人潜在的犯罪动机亦会变成有目的的犯罪动机，现实案例亦有可被说明为网络色情、广告色情诱惑而产生的犯罪事件。诸如此类的还有暴力事件、弑母事件等。由此可以说明，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的来源之一首先在于成人世界价值体系的影响，并对其中某类信息的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