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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野下涉众型经济案件追赃挽损机制研究 　　摘要：当前涉众型经济犯罪逐渐呈现组织化、精细化、巨额化等特点，被害人多、涉案金额大且追赃困难，给金融管理秩序、公民个人财产乃至社会安定稳定造成巨大破坏。对此类案件的犯罪所得应当从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初就给予相应干预，其后法院的判决方才不至于落空，这也是犯罪所得保全扣押制度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涉众型犯罪追赃挽损保全扣押 　　一、问题的提出：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之痛 　　[基本案情]2014年6月，被告人尹某某与人共谋，由其担任黑龙江某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并在莆田市城厢区登记注册分公司。之后，以扩大经营规模等名义在公园、广场等处分发宣传单，通过免费赠送礼品、组织旅游考察、承诺高额利息等手段向300余名老年人非法集资4800多万元。至2015年11月案发时，除200多万元用于支付被害人利息，其余资金被多次分批转移至外省银行账户，层层汇转或取现后无法追查。公安机关接案后迅速抓捕尹某某并由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多名被害人集体到检察机关上访，要求释放尹某某以便协调退还投资款。一审作出判决后，涉案资金均未追回。 　　本案是近年来各地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中常见且比较典型的一个缩影，其引发的问题令人深思。实践中，公安机关始终是以立案数、破案数、有罪判决作为执法办案考评的主要指标，“重打击，轻追赃”成为实务办案的常态。同时，涉众型经济犯罪愈发组织化，作案手法可复制性较强，一方面，此类犯罪行为往往横跨全国多个省市;另一方面，犯罪所获取的资金往往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迅速多手转向异地账户。由于公安机关的地域化分割管辖，侦查协作效率不高，导致追赃困难重重，被害人权益保障在此类犯罪中显得相当弱势。 　　二、问题的原因：犯罪特点与现行法律应对 　　在大部分涉众型经济犯罪中，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通常都无法全部或部分挽回，这其中有该类犯罪手段特殊的原因，也有司法机关追赃不力的原因，但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法律制度设计的不完备。 　　第一，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手段异于普通犯罪，具有逐利性、挥霍性与隐蔽性等特点，导致被害人经济损失通常巨大且不易追回。涉众型经济犯罪门槛低、收益高，是此类犯罪得以长期生存并不断变异发展的原动力。此类犯罪分子往往成立合法公司，为迅速吸收资金，常常抓住被害人短期内获得高额回报的心理，编造电动汽车、生态造林等符合政府产业导向、投资回报率高的经济热点作为投资项目进行包装，短时间内按期支付高额利息，不断招引新的被害人或吸引被害人反复投资，直至资金链断裂后立即关门跑路。 　　第二，现行的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规定适用条件有限，对于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挽回缓不济急。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下增设“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立法上正式确立了未定罪情形下对不在案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没收的特别诉讼程序。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将案件范围扩展到“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等犯罪”，可谓是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追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是，该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只能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者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的两种情形。换言之，该特别程序解决的是“人没了，钱还在”的情形，而目前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通常面临的却是“人还在，钱跑了”的问题。因此，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涉众型经济犯罪的被害人权益保护问题。 　　第三，现行的扣押程序仅适用于证据扣押，从而导致即便明知犯罪嫌疑人有财产可清偿，但在判决前对追回经济损失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目前实务上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后，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可以实施干预的唯一手段是刑诉法第139条规定的扣押程序，但该扣押制度仅适用于“与案件有关的财产”，并存在以下弊端：（1）对于犯罪嫌疑人将犯罪所得隐匿、转移或洗钱后购置的财产，一般在案件未全面查清的情况下无法适用扣押措施;（2）对非涉案但归属于犯罪嫌疑人的其他财物，侦查机关一般为图省事也怠于扣押;（3）走向另一个极端情况是，侦查机关利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以扣押证据之名行扣押犯罪所得之实，甚至未区分扣押标的的属性而滥用扣押手段，从而导致损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三、域外借鉴：德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相关制度之评介 　　我國刑事法制度上尚未建立犯罪所得保全扣押制度，与祖国大陆一水之隔的台湾地区于2016年7月开始施行没收与保全扣押新制，迈出了探索的新步伐。而从台湾立法的渊源上看，借鉴了相当多部分的德国和日本立法经验。因此，笔者试从域外的相关制度介绍入手，进行制度上的比较分析，以求对解决本土问题有所裨益。 　　（一）德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的保全扣押制度 　　1.德国保全扣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