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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流行时期的政府社会和公民 新冠肺炎流行时期的政府、社会和公民 　　【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疫情流行时期的国家行为，主要是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行为来实现的。政府行为与社会密切相关，其行为结果对社会产生导向、引领、约束和规范作用；政府行为与公民息息相关，其行为结果关系到公民的切身利益。 　　【关键词】　新冠病毒　肺炎　政府　社会　公民 　　2019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发现7例新冠肺炎疫情。随后迅速从区域性的传染病，演变为全国性的、继非典之后的又一次新型流行病，部分国家也发现了类似病例。在这场新冠肺炎流行时期，有必要对政府行为、社会行为和公民行为做一分析。 　　一、国家及其政府、社会和公民相互之间的行为关系 　　国家，是一种组织政治行为并使其形式化的结构。它包括国民、制度和权限、原则和权力，具有纵横交错的结构化的关系网络。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政府行为可视为国家表现。我们分析新冠肺炎流行时期的国家行为，主要是通過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行为来实现的。 　　政府行为与社会密切相关，其行为结果对社会产生导向、引领、约束和规范作用。政府做出的决策、发出的信息、提出的要求，都是带有法定含义，要求社会做出某种反映、响应。如果社会包括媒体不给予配合，说明其行为存在某种程度的权威失效，这会将导致不良循环。 　　政府行为与公民息息相关，其行为结果关系到公民的切身利益。政府依法行政应该彰显公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让公民真正实现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对一个国家及其执政党意义十分重大。平常时期，国家制度要体现公正原则，但前提还是生存原则。 　　二、新冠肺炎流行时期的政府、社会和公民的行为现状 　　政府行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政治、文化，尤其是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领域也在追求和谐，并努力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和谐发展。现代化不仅仅涵盖经济发展，还应该有政治变革、文化更新、生态优化、社会整合和思想启蒙。进入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上议事日程，其实质乃是解决人的现代化问题。如果我们忽视其中之一，都将会累积社会矛盾。 　　信息公开十分重要，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首要前提。它表明我们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都在重视它。“让人说真话，天不会塌下来。”但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往往并没有这样做。等到问题严重，或难以收拾时，才不得不“犹抱琵琶”。现代政府既是权力体系，又是服务性体系，还是治理体系。面对新冠肺炎，武汉市乃至湖北省主要领导如何作为的？据现有媒体披露的，一开始可以说是：隐瞒、搪塞、压制、删帖或训诫等。对人们的恐慌和“谣言”，视为“别有用心”，对社会、对中央政府进行了事实上的信息封锁。这种封锁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影响了中央高层的决断，引起了更大范围的灾难。如果不是后来中央高层的果断决策，军地联手，省际结对，那后果真不堪设想。我们应该思考：政府仅仅凭借手中权力，调用方方面面的人力、物力、财力，部分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会不惜一切，滥用权力，层层加码、步步加压，以防控之名，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实。这与服务精神、宗旨意识不符，而且与法治精神相悖。“执要于己，委务于下，考功罪于成败之后”。抓住最根本的一点：如果官员失职失责，应果断通过一定途径包括法律途径免除其职务，追究其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当新冠肺炎趁着春运之机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散开来时，中央高层包括军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尤其是武汉市、湖北省的疫情非常复杂严峻之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破天荒地在正月初一召开，成立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强力回应新冠肺炎危机。国家卫健委开始真诚公布信息，政策透明度日益提高，公众的知情权要求基本满足，社会心理由“无畏”到恐慌到无助到愤怼，再到日渐稳定。全社会开始正面面对这一危机，严防死守，群防群治，并为解决危机提供智慧资源，如运用大喇叭、宣传车进行宣传、劝阻等，临时征用党校、高校和酒店集中收治四类人群等，国家与社会、公民再次开启了危机时刻的有效沟通，达到良性互动。 　　公民在疫情暴发和蔓延之时，应该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响应国家的号召，尽可能做到不出门、不串门，自觉在家隔离；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聚众。既不散布恐慌情绪，也不抱着与己无关心态；既不对抢购推波助澜，也不趁机哄抬物价；要跟准事件的风向标，也要握好自己的麦克风。 　　非典之后，中央政府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本应该是亡羊补牢之举，弥补相关不足，进步不小；尤其不久前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