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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经验”基础 李培林 2012-11-18 16:02: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04 年06 期第4～24 页 【作者简介】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要 坚持以人为本，这使社会政策的意义凸显。社会政策和科学发展观的“接口”是 什么，它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处于什么样的结构性位置，中国社会政策设计中有 哪些问题是需要反思的，在进行政策模式的选择时，有哪些国际理论和经验是可 资借鉴的，这些问题都事关全局，对它们的研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有鉴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和北京师范大学社 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于2004 年5 月15 日召开了“科学发展观与社会政策研 讨会”，来自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党校、北京师范 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会后，我们组织了下面的笔谈。 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经验 中国目前的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周期，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时 期，中共中央关于“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的科学发展 观的提出，是对中国社会学者智慧的挑战：科学发展观内涵的明晰和丰富，以及 它的落实都需要中国学者，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学者在对中国经验思考的基础上提 出自己的意见。 这一切都根植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 为什么这样说？对社会学来说，协调发展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思想，社会学建 立的160多年来，经典的社会学家都在反复地重申这个主题：协调、秩序、进步 等等。在社会科学中，社会学的追求“协调”、经济学的追求“均衡”、法学的 追求“公正”、政治学的追求“合作”，这都是一贯的学科理念，与科学发展观 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协调、均衡、公正和合 作，绝对化的协调、均衡，会沦为缺乏激励和活力的平均主义；在很多情况下， 发展的突破和超越，恰恰是打破原有的所谓协调和均衡。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入 市场机制，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是要破除绝对平均主义， 增加激励，加快发展的速度，甚至是超常规的发展。然而，这种超常规的发展也 带来新的问题，就是新的失调和失衡，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严重的失调和失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科学发展观里的重要价值，它的内涵的精髓，来自“中 国经验”的基础。 现在的一个现象是，国外的多数学者比国内的学者似乎更看好中国的发展， 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趋势。但国内的学者接触现实问题比较多，其经验 感受远远超出GDP 的增长率，更容易对诸如中国的就业、收入分配、城乡差距、 社会保障、腐败等难点问题忧心忡忡。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3亿人口和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是不同的量级。很 多事物的通行发展规则，放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一个人 口小国来说的辉煌成就，除上13亿人口也许算不上什么，而任何微小差误乘上 13亿人口，可能就是天大的问题。比如GDP 的增长率，由于中国目前每年仍净 增长800多万人，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30左右，所以，相对于日本经 济增长2%的数字，中国经济增长8%，尽管有“崛起的中国、沉没的日本”的说 法，我们自己不能飘飘然。艾滋病、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这种看似不大的问题， 对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都有可能演变成大问题。 以上说的都是强调“中国经验”的重要性，中国经验将来肯定会改写现代化 和全球化的理论，会修改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一些既有规则，至少从我的专业社 会学来看是这样。这是因为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超常规发展，提供了很多超出 我们一般所说的“常态社会”的新经验。 长期以来，社会学的主流，就是研究“常态社会”，即认为在常态的情况下， 社会的变迁是按照一定的既有规则进行的，即便是社会的变革和转型，也是长期 变化积累的结果。社会学的主流思想，是坚信人的理性力量和社会发展的有序性， 认为在社会发展领域不存在无法追寻因果关系的“裂变”和“突进”。所以，即 便是专门研究社会问题的“越轨社会学”、“灾难社会学”等等，也都是从“常 态社会”的角度来考虑。社会学以往对失业、人口过多、贫富差距、贫困、疾病、 犯罪、教育短缺、社会保障不足、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的研究，也都是从“常态 社会”的假设出发，把这些社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