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docxVIP

“我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 　　曾国藩这封家信，与其说是在向诸弟说明自己做清官的志向，不如说是曾国藩希望诸弟断绝非分的期待，请他们予以支持和配合。“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这番话，凡做父母者，都可书之于绅。 　　曾国藩致诸弟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足下： 　　…… 　　现在澄弟来书，言温弟鼎力办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辞劳，又耐得烦云云。我闻之欢喜之至，感激之至。温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荡佚一路，归入勤俭一边，则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 　　我待温弟似乎近于严刻，然我自问此心，尚觉无愧于兄弟者，盖有说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此时侍奉高堂，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 　　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毒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 　　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温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我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 　　去年所寄亲戚各项，不知果照单分送否？杜兰溪为我买《皇清经解》，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至家中否？…… 　　兄国藩手草 　　（以上家书为节选） 　　曾国藩对诸弟（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谈到他的终身大规模（曾国藩有言“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规模，后求精熟”，意指人生要有大的格局和长远的目标。——编注），即立身的大宗旨：不存做官发财之念。信上说他三十岁即刚进京为官时，便认识到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三十岁时就已立下此志，但为何过去从未说过呢？估计是因为过去曾国藩官小禄薄，尚不够说这些话的资格，现在位居侍郎，已到向诸弟交底的时候了。 　　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各级官员本是社会有序存在的管理者及保护者，与“发财”是不相干的，想发财者应去经商做买卖。但是，既是管理者便有权力，权力则有可能为自己及他人谋私利，于是“做官”与“发财”便这样连在一起了，以至于不可分割。 　　据专家考证，中国两千年封建官场，真正的一丝分外之财不要的清官，不过四五十人而已，其他无法计数的官员都说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清廉，差别之处只在程度上而已。曾国藩也不在这四五十人之列。当然，综其一生来看，他还是较为廉洁的。 　　且放下人性中的贪欲一面不说，在旧中国，要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難的。难就难在这个官员身上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太多太重，尤其是清寒家庭出身的官员。当初是整个家庭（甚至还包括族戚）为你付出，现在你出头了，理所当然地要回馈。 　　如果家庭成员们期望过高，非俸禄所能满足，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取分外的金钱，几乎便不可避免了，贪污、中饱等也便由此而生。所以，一个人要想做清官，必须要得到家庭的支持和配合。现如今家庭都只是小家庭，曾国藩那个时代，富贵之家多是大家庭，尤其是曾家这种四世同堂之家，自然是不能分开的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眼下及今后年代里，扮演重要角色的显然是他的四个弟弟。所以，这封家信，与其说是曾国藩在向诸弟说明自己做清官的志向，不如说是曾国藩希望诸弟断绝非分的期待，请他们予以支持和配合。 　　他从两个方面来表明自己的公心：一、自己小家的主要财产即衣服、书籍，卸任回籍后，便交与大家处理;二、不留财富给儿孙。 　　笔者以为，曾国藩此信所说的“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这番话，凡做父母者，都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