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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高校女教师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代价调查 　　摘要：本文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对天津市10所高校292位女性教师进行调查，收集家庭理想孩子数、二孩生育意愿、生育代价等资料，并进行不同特征群体相关因素的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天津市高校女教师认为家庭理想孩子数为2个比例较高，但二孩生育意愿明显降低，院校类型、职称、年龄对二孩生育意愿、生育代价均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全面二孩;生育意愿;生育代价;高校女教师 　　中图分类号：c924.21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出台“全面二孩”政策，即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2016年1月1日，政策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初衷是调整优化人口结构及规模，实现劳动力市场和谐稳定，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女性作为生育行为的主要承担者，“二孩政策”的直接践行者，要付出一定代價。由于生育的特殊性，女性在生育期间要投入大量的情感，付出必要的体力和精力，生育行为将会使女性收入减少，丧失学习机会，甚至会因为生育改变或中断职业生涯。然而女性生育行为不仅是实现家庭生育意愿的个人行为，也是人类自身生产帮助社会达到调整人口结构和规模等目标的社会行为。因此，“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因选择再次生育而产生的代价不应全部由个人及家庭承担，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思考和分析，利用社会保障制度优化来解决这一问题以实现社会最优生育水平。 　　大学是知识密集型教育行业，是高学历女性的聚集地，女性教师会因为生育过程而承受有异于其他领域的生育代价。选择再度生育对高校女教师的生育代价是其做生育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本文以高校女性教师为研究对象，探究院校类型、职称、所处年龄段不同特征群体生育意愿、生育代价的差异，以及生育代价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从而为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措施提供依据，以期达到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生育代价指的是女性因承担生育行为而产生与工作有关的影响，既包括对女性就业者自身的影响（收入、自我价值实现程度、培训与晋升机会），也包括对就职单位的影响（工作时间投入、参与模式）。结合高校的工作性质和内容，本文将高校女性教师的生育代价概括为：高校女教师因生育行为而产生的对自身利益（收入、职称晋升、工作上的自我价值实现）及对所就职高校利益（教学工作、科研工作、社会服务工作）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2问卷构成 　　经过文献查阅、专家咨询以及课题组讨论自行编制《“全面二孩”政策下天津市高校女教师生育代价及社会保障制度优化研究调查问卷》，共16个条目，问卷以封闭性问题为主，辅以少量以多选题中其他项形式的开放性问题。在正式调查前，进行预调查并对问卷进行调整和完善。最终问卷的克伦巴赫a系数为0.752，量表的可靠性较好。 　　1.3统计方法 　　将292份有效数据导入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处理，分别按院校性质、职称、年龄阶段对家庭理想孩子数、对二孩生育意愿、对生育代价进行卡方检验，将生育意愿与生育代价进行卡方检验且两两比较，用logistic模型对生育意愿进行多因素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调查结果 　　2.1不同特征群体二孩生育意愿比较 　　将不同特征群体的二孩生育意愿进行分析比较，得出院校类型、职称、年龄对二孩生育意愿有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表2。 　　2.2二孩生育意愿多因素分析 　　由于二孩生育意愿方面回答“顺其自然”以及家庭理想孩子数方面回答“其他”的人数比例较小且纳入分析意义不大，故仅将明确意愿的人群纳入分析。职称分布中，副教授、教授人数所占比例较小且二者属于职称中最高两个相邻层次，故合并分析。将二孩生育意愿作为因变量，将卡方分析得出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以及在“在您考虑是否生育二孩时，以下哪个/些因素对您的影响程度非常大”这个多选问题中选中比例超过50%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将无显著影响的变量剔除调整后，最终结果见表3。分析表明职称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强，家庭理想子女数与二孩生育意愿显著相关，年龄越小二孩生育意愿越强，经济问题以及是否有人照料与二孩生育意愿显著相关，见表3。 　　2.3生育代价 　　将不同生育意愿的受访者与其生育代价进行卡方检验，将不同特征受访者生育代价比较进行卡方检验且两两检验，分别得出以下结论。 　　收入变化：29岁至35岁比其他年龄段影响程度更大;助教与讲师有显著差异，对助教影响更大;公办院校影响更大。 　　职称晋升：36岁以上比其他年龄段影响程度更小;助教与讲师有显著差异，对讲师的影响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