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诉讼行为的侵权法规制.docxVIP

恶意诉讼行为的侵权法规制 　　【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向协同主义模式发展以来，尤其以立案登记制的施行为节点，当事人的诉权行使愈加自由，但恶意诉讼现象却越来越给法院和应诉方带来极大困扰。恶意诉讼不应止于狭义恶意诉讼，还应包括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虛假诉讼、恶意诉讼中的恶意诉讼行为。这类案件之所以需要被侵权法规制，原因在于公法规制实效不足、被侵权人损害需要私权救济补偿以及实务中统一各法院做法的需要。恶意诉讼侵权的构成要求侵权人因直接故意实施无依据的起诉行为，直接导致被侵权人诉讼内与诉讼外的财产与非财产损害。 　　【关键词】恶意诉讼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既判力 　　当前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模式均有向当事人与法院协同合作的协同模式发展的趋势，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亦是如此，诉讼过程的整体越来越注重体现当事人的行为和意志，而法院的职权干预色彩降低。最典型的体现即是2015年开始实施的立案登记制。立案登记制使得诉权真正成为当事人的私权，法院只对立案材料作形式审查。但越来越多的恶意诉讼并不应归责于立案登记制度或协同主义的诉讼模式，而应当归因于当下立法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诉讼行为本身越来越凸显的私主体行为属性，既然是私主体行为，就较少受到公权力干涉，同时，也更存在被恶意滥用的风险。反观现行立法，仍没有对这种风险进行有效的规制。我国立法对于恶意诉讼的回应主要体现在程序法上，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款的诚实信用原则，第56条第3款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及第112条对特定恶意诉讼行为的公法性惩罚措施。而在实体法方面，没有见到任何明确的立法规制，这是远远不够的。因起诉行为是向公权力寻求救济的公法行为，也是与对方当时人直接发生私权关系的法律行为;相应地，对滥用起诉权利恶意行使诉权的行为，既要有公法规制，也应当有实体法规制，而后者则是当下更具根本性、更符合时代背景的规制角度。当事人恶意利用诉权向他人提起无根据之诉，并因为该起诉造成当事人人力、物力甚至间接的权益损失，完全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本文即从恶意诉讼侵权的角度，着重探讨对恶意诉讼作为民事侵权行为的规制。 　　一、恶意诉讼侵权的概念、类型及域外立法 　　探讨恶意诉讼规制的首要问题是厘清恶意诉讼侵权的概念及类型。 　　（一）恶意诉讼侵权的概念及类型 　　理论界对于恶意诉讼侵权行为的概念界定有所不同。如：王利明教授认为：恶意诉讼系指“故意以他人受到损害为目的，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而提起民事诉讼，致使相对人在诉讼中遭受损失的行为。”[1]（p241）梁慧星教授认为：恶意诉讼是指“对民事诉讼程序的恶意提起，而意图使被告在诉讼中由于司法机关的判决而受其害。”[2]（p54）汤维建教授则认为：“所谓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故意提起一个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无根据之诉，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诉讼行为。”[3]（p331）杨立新教授认为：“明知道没有合法的诉讼理由，意图使他人受到财产伤害，故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属于恶意诉讼。”[4]（p71） 　　学界中对恶意诉讼侵权的概念表述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点，即恶意诉讼侵权首先应当满足侵权行为的一般行为要件。而不同点在于，王、梁二位教授将侵权行为对象限定为诉讼中的相对方，而汤、杨两位教授则未对侵权行为对象做出限制。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可能与理论中对恶意诉讼的分类不严有关。有学者将滥用诉权的行为分为恶意诉讼与虚假诉讼两种，虚假诉讼是指，形式上的诉讼双方当事人共谋通过虚构实际并不存在的实体纠纷（包括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实体法律关系以及虽存在实体法律关系，但并不存在争议两种情形），意图借助法院对该诉讼的判决，损害诉讼外第三人权利或权益的诉讼;恶意诉讼则是指一方当事人通过捏造事实或理由，滥用诉权提起民事诉讼，以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的诉讼。[5]（p68-86）此分类有其合理性，但将二者统归为恶意诉讼行为似乎更便于归纳概括。因此，恶意诉讼侵权行为应包括两种恶意诉讼形式的侵权行为，即虚假诉讼中侵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也应考虑在内。 　　此外，除恶意的起诉行为之外，诉讼中不当的诉讼行为是否也应纳入到恶意诉讼侵权的种类中呢？理论界大多对此持肯定态度。①究其原因，对恶意诉讼的规制不能深陷民事诉讼中“诉讼”概念的泥潭，恶意诉讼侵权的本质是滥用诉权的私权属性对他人造成侵害，而诉讼保全虽然是起诉之后发生的，但它仍然是为了保护当事人诉权顺利实现的制度，滥用诉讼保全与滥用起诉权的本质同一;况且，实务中大量的虚假诉讼案例也表明，多数虚假诉讼的损害正是因为起诉后的保全行为造成的，法院在针对此类诉讼的判决中也将保全行为造成的损失作为虚假诉讼方应当赔偿的损失进行认定。② 　　综上，恶意诉讼侵权行为是指在民事诉讼中